谋杀之地

　　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树宝 　　《知识考古学》，[法]米歇尔・福科著，董树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9月出版，280页，52.00元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法国在20世纪5、60年代到处涌现出新观念、新思想，例如日中学术领袖撒特受到年轻一代思想家的挑战和疑问，出现了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对峙局面。福柯虽然有结构主义倾向，但在与结构主义不同的“故事和故事”（1966）中对萨尔托的主体哲学和历史主义提出了疑问，批评其“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萨尔特立刻给予答复，谴责福柯的知识型转换和过渡没有考虑实践和历史他批评了福柯没有严肃对待历史，并指责他“杀了历史”。福柯在不同的场合回答了撒特的批评，公开谴责撒特沉迷于大字历史的哲学神话，谴责撒特依然以历史为主体作为辩证法的最后避难所。撒特的疑问和攻击明确了传统的历史观念使福柯久无法释然。《物语与物》使他一举成名，但类似的疑问声和批评声不绝于耳，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苦闷，觉得为了回答《物语与物》引起的争论，有必要撰写著作，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追求和方法论的探索。1966年9月，福柯怀着这样强烈的执念来到北非风光明媚的突尼斯大学赴任，他每天早起，面向大海，著书，系统地讲述他的“知识考古”，对传统史学和先验哲学给予致命一击，给人们走出观念史的篱笆敦促他重新认识和审视历史。 　　60年代在突尼斯 　　不用说，历史是福柯进行哲学研究和探索的疆域，哲学使他深刻反省了历史主义的错误。看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福柯几乎把他的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并列起来，他通过考古学的记述，撕毁了历史的奇妙表象，展示了复杂的语言实践。《古典时代的疯狂史》（1961）是一部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活生生的疯狂史，西方社会在中世纪末期到20世纪之间研究了疯狂语言的断裂时间，确立了“沉默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是以记述现代医学诞生的历史为目的，在1790年到1815年之间研究医学语言的变化，确立了“医学凝视的考古学”。“词和物”（1966）以记述产生思想形式的历史为目的，探讨了西洋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知识型（“¶”）之间的断裂和非连续性，确立了人文科学考古学。《规训与罚》（1975）描写了监狱诞生的历史，旨在探讨权力、知识、语言与真理的隐秘关系，确立权力谱学。《性史》第1卷《知识意志》（1976）以记述西洋关联性的历史为目的，探讨了性的权力-知识机制和性语言的生产机制，确立了“关于精神分析的考古学”。这些著作都立足于丰富的原始文献，将实例分析和理论解释一体化，文才出众，反复创新，涉足了福柯深厚的哲学素养和史学素养。只有“知识考古学”（1969）是例外，它是“关于语言的语言”，是像思想空中楼阁那样研究巴洛克式的语言理论，反省观念史，构建考古学理论的方法论的专著。从福柯看来，历史为考古学提供了最好的实践领域，我们从中可以洞察知识和语言的发展过程，考古学为历史提供了有效的解释框架，我们从中洞察了历史的裂痕和不连续性。 　　这种对断裂和非连续性的探索性研究一直贯穿于《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物语与物》，不断开拓和深化对福柯的历史研究和哲学的反省，最终使他在《知识考古学》中的语言实践-知识（savoir）-科学、意识-知识-建立了基于科学的考古学。《古典时代疯狂史》是福柯最早以疯狂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断裂和非连续性的重要著作之一，主要研究了西方世界中世末期到20世纪的“疯狂相关语言”，探讨了社会的转换、文化的变迁、经济变革对疯狂的态度和处置的变化。疯子被视为中世纪末期的神圣之物，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视为特殊的冷笑理性，疯子被认为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智慧，是“聪明的傻瓜”，乘坐巡礼的愚蠢船只寻找理性和知识，但他们不被他人所鄙视，不被社会完全排斥。疯狂的语言在16世纪末发生了急剧变化，疯狂被视为一种病态，出现了古典时期的“大封闭”，狂人与普通人隔离，应该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于是沉重的精神病院取代了巡礼的愚人船，成为了监禁狂人、犯人和穷人的场所。疯狂在19世纪被皮内尔、托克等精神病理学者视为生理疾病，狂人不应被视为社会的异种而受到监禁和虐待，而应接受人道主义的特殊治疗，从而理性狂躁的独白认为“中断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话”非理性的生命力只能在哈尔德林、尼采、阿尔托等作品中闪光。到了20世纪，弗洛德创立的精神分析模糊了精神健全和精神错乱的界限，模糊了理性和疯狂的界限，用倾听的方法寻找了精神异常的潜在病因。总之，福柯用其优美的文章向我们说明了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对疯子和疯子的不同态度和处置方式：文艺复兴时期的“聪明傻瓜”、古典时期的禁锢、19世纪的疾病治疗、20世纪的精神分析、传统史学往往在不同时期建立起承转合的连续性似乎找到了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福柯没这么想。他指出不同时期的疯狂语言都是独立的。那些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另外，不同时期的疯狂语言并没有导致所谓的医学进步。启蒙运动的所谓进步神话和解放神话在福柯看来简直就像是在做梦，自言自语，人被支配，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困境。用难以察觉的方法操纵并控制着人。福柯所写的疯狂史与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相反，充满了断裂和不连续性，展示了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古典时代疯狂史》，[法]米歇尔・福科著，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出版，867页，69.00元 　　福柯还没有有意识地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探讨断裂和非连续性，如果保留了一些传统史学的研究路线，就要自觉地分析和研究“故事和故事”中不同知识类型之间的断裂，开始深入探讨非连续性的主题。“语和物”以明确“知识的匿名非连续性”为目的，揭示了在西方知识型发展中出现的两个重要断裂，一次在17世纪中叶开创了古典时代的知识型，一次展示了19世纪初打开现代性的知识型。福柯的知识型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支撑各知识领域的概念基础。西方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相应的知识型。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分期大致相同，福柯在《物语与物》中也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古典时代的知识型、现代的知识型进行了区分：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基于相似性原则，致力于《异中求同》，在福柯中被描绘为“世界的散文”。17世纪到18世纪末的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在再现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差异”和“分类”，分析和比较取代了解释和类似。19世纪的现代知识型基于“人”的形象，强调“有机体”的观念和“时间”的观念，重视分析人的有限性，解释生命、劳动和语言如何限定“人”，用生物学代替博物学，用国语代替普通的语法学用政治经济学代替财富分析，这一切最终都被赋予了历史的深度，并被烙上了历史的烙印。从知识型的起承转合中，福柯洞察到知识型之间存在着断裂和非连续性。第一次断裂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差距，词和物从同一方向不同，“堂吉诃德”表示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向古典时代的知识型转变。第二次断裂意味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代的开始，促进了“人”的诞生，Sade的作品象征着从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的转变。虽然福柯没有明确说明现代知识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型，但从《物语与物》及其相关文献中也可以推测出第3次断裂，即现代的终结和后现代的差距，尼日利亚和马拉米的作品从现代知识型转变为“后现代知识型”。总之，福柯的考古学发现了这些断裂和非连续性，确定了这些断裂之间积累的遗迹，记述了知识型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法]米歇尔·福科著，莫伟民译，上海三连书店，2016年7月出版，403页，66.00元 　　经过对《古典时代的疯狂史》、《词与物》的具体分析和研究，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开始详细阐述他的历史观，对断裂和非连续性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让我们洞察了他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从福柯的角度来看，起源、连续性和整体化是传统史学的研究主题，也是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多次批判的重要问题。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合理性的命运和科学的目的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行长期、连续的思想活动，意识的觉醒和进步，意识自己获得了永久的恢复，整体化还没有完成却不断的运动，回归永远开放的起源和最终的历史先验论的主题。”（48页）。在传统史学中，“传统”、“影响”、“发展”或“进化”、“心理状态”或“精神”等观念都保证着这一发展趋势：“传统”观念呈现一种线性的时间观，意味着消除差异走向同一倾向，意味着源远流长的确定；“影响”的观念中隐藏着因果变化的过程，通过时间来联系个人、作品、观念或理论等单位。“发展”或“进化”的观念重组了一系列分散的事件，发现了一致性和统一性，通过起源与终端之间永远的可逆关系把握了时间，隐藏了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心理状态”和“精神”的观念在既定时代同时发生、相继出现的历史现象之间建立了意义和联系，集体意识作为统一和解释的原则出现，其中潜藏着笛卡尔以来的主体观念。不仅如此，“书”和“作品”、“作者”、“文学”和“科学”等单位也必须保证起源、连续性和整体化的研究主题，给予重新审视和理性反省。另外，福柯还提醒我们，应该舍弃与两个词密切相关、不可反省的连续性主题。一是语言的历史分析决定了探索和重复任何历史定义性的起源。一个是，语言的历史同时侧耳倾听有可能是“未说之物”的“已说之物”的解释，保证语言的无限连续性和语言走向了自己的秘密（30页）。 　　《知识考古学》（1969） 　　“知识考古学”一开始就很慷慨地称赞以布朗德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试图证明布朗德尔的“长时间带”观念与巴什拉的“知识论决裂”的哲学思考相一致，以决裂和非连续性的主题将两者融合，试图构建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史学理论。另一方面，福柯必须洞察当时以年鉴学派、英国历史学家为代表的新史学，将撒特等人信奉的历史哲学神话——连续性、有效行使人类自由、个人自由与社会的规定性相结合。另一方面，参考了弗修拉、康吉莱姆、阿尔德赛等人的科学史研究，在历史分析中致力于断裂和非连续性的考察，思考了断裂、界限、切断、突然变异、转换等不同的非连续性概念。因此，福柯再次质疑文献，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史学和考古学中文献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以前的历史学将过去的遗迹转化为文献，导致考古学倾向于历史学。现在，考古学应该内在记述遗迹，使历史学走向考古学，从而引起对断裂、差异、非连续性的增加、起源、连续性和整体化的深刻疑问。从福克的角度来看，非连续性充满了悖论，既是研究的结果，也是研究的工具。在传统史学中，由于事件的连续性而被歪曲、简化、消除，是历史学家为了消除时间混乱而留下的印记。新史学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操作，是历史学家陈述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不断详细叙述的概念。最终，非连续性从传统史学的阻碍变成了新史学的实践，融入历史学者的语言中，成为了新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同时，福柯对起源、连续性的一脉相传的整体化观念提出了疑问和批判。在“故事和故事”中，福柯批判了康德整体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和撒特的历史整体化观念，在“福柯答撒特”的采访中指出。“从黑格尔到撒特的哲学基本上是整体化的事业，即使不是世界、知识的整体化，至少也涉及人类经验的整体化。”他说，他想扼杀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广阔的连续性）。杀历史的哲学神话，即撒特的所谓“杀历史”，他并不打算杀“一般历史”。之后，通过“知识考古学”进一步分析，把“整个历史”（histoire globle）和“一般历史”（histoire gnolle）区别开来，批判了西方的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到撒特的整体化倾向。“整个历史”以原则、意指、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为中心，促进因果关系网络的产生，确定同类关系的系统，将历史本身与时期、阶段等重要单位相结合，呈现传统史学的所谓时代面貌。“一般历史”（新史学）对“整体历史”提出疑问，促进系列、分割、界限、落差、差距、时机的特殊性、留下的独特形式、关系的可能性的类型问题化，构筑了怎样的系列、怎样的“系列的系列”，异质多样、消除主体显示了离开中心的分散空间。19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不断加强对“整个历史”的研究，强调了连续的历史和原始主体，强调“反对一切中心化，从而拯救主体的至高权力，拯救人类学和人本主义的双胞胎形态”（15页）。把日本的光谱学降低到了起源研究的水平。因此，在知识考古学的指导下，福柯拒绝了历史的结构主义分析，再次质疑目的论和整体化，确定了不受人类学中心主义束缚的分析方法，为参加考古学清除了理论上的障碍。 　　撒特（左）、佛科（右）和迪拉兹（后）、1972年。 　　如果福柯真的“杀了历史”，历史怎么可能呢。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和研究历史呢。“知识考古学”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深入历史和哲学的深处，探究断裂和非连续性，通过语言分析和陈述分析来实现对历史的微观研究和局部考察。福柯消除了西洋哲学史上出现的许多思想，用匿名性的方法消除了自笛卡尔以来所构建的“作为主体的人”的作者形态，陈述不断地产生和转化，概念持续地发生和发展，从而显示了陈述分析和语言形成的动态发生过程。从福柯看来，语言是陈述的集合，陈述是语言的原子，语言的形成和陈述分析与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主题有对应性，在微观层面上消除了观念史的基本主题。“所谓分析语形成，就是陈述特征的实证性。”在陈述、确定形式的层面上，讨论一系列的语言运用，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确定词语的确证性的类型。。。。。。。用稀少性的分析替换整体性的研究，用外部性关系的记述置换先验根据的题目，用积蓄了的分析置换起源的探索”（149页）。实证性在这里起着历史的先天性的作用，先天性是各种陈述的现实条件，历史的先天性超越历史先验论的主题，有助于对陈述分析和语言形成的分析。福柯又用「文件」（archive）这个词，指的是将各种陈述作为事件和事物构筑起来的系统，确定了事件-陈述和事物-陈述的运营系统，但是文件在这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献的总和，而是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他看来，文件让我们舍弃了连续性，消除了同一性，中断了先验目的论，促进了与他人的差异的出现。考古学通过分析和揭示文件来研究语言的形成、实证性和陈述分析，语言作为在文件要素中详细说明的实践来记述。“考古学的记述正是对观念史的放弃，是对观念史的公开设置和程序的系统拒绝，打算创造与人类所说的完全不同的历史”（161页）。观念史以语言为文献，强调解释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重视探索真理和意义，但考古学以语言为遗迹，拒绝以作品、作者、个人和创造等概念记述语言和陈述，拒绝深层解释和意义探索，确定语言实践的类型明确陈述和语言实践的规律性。观念史重视构建语言的一致性，同样消除矛盾，考古学研究矛盾的类型、层次和功能，记述矛盾的纠纷空间，对语言的形态进行差异分析。观念史重视解释宏观的连续性，以进行因果分析为目的，但是考古学是比较分析，必须发现语言实践的存在和作用的领域。观念史以时间性重复、连接的现象为基本主题，重视记述语言的历史性展开，但是考古学的目的是无视时间序列和共时性，代替变化记述转换分析，确定陈述和语言的形成规则。总之，考古学反对以起源、连续性和整体化为主题的观念史，致力于分析裂解、非连续性和差异的语言实践，最终成为了基于意识-知识（connessance）-科学而不是语言实践-知识（savoir）-科学的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虽然卖得很好，但却得不到“故事与物”这样的骚动效果，评价不同，争论很大，方法论失败，福柯不得不在1970年代彻底改写他的计划基于日前矛盾地致力于基于梅洛斯庞蒂（他也是研究真理的计划的系统学）的系统学的研究。系统学继承了考古学的要义，是对考古学的细化和深化，它同样拒绝起源、连续性和整体化，同样控诉断裂、差异和非连续性，强调局部研究、偶然性和权力之争，系统学最终回到了日本的历史模式对遗迹的崇拜成了对历史的滑稽模仿，对旧连续性的虔诚成了对同一性系统的分解。那个大胆地在无限展开的知识意志中破坏了认知主体。福柯在《日、谱系学、历史学》（1971）一文中指出，谱系学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原历史。“谱系学不打算追溯历史，也不打算在被遗忘的零散之外重建连续性。谱系学的任务首先不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强行要求最初规定的形式，而是表明过去依然活着，在现在的正中间，在冥冥冥中唤醒它。”（[法]）米歇尔・福科：《福柯集》、杜小真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51页。过去和现在是始终无法摆脱历史研究的时间方向性，也是福柯心中的核心问题。如果他在《物语与物》中热衷于过去的描写，那么他将重点放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语言的过去与现在的共谋关系。“知识考古学”的第一个主题是“过去和现在：人文科学的另一个考古学”，明确研究了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直到“规训与罚”为止，福柯竟然和“现在”并列历史，提出了充满矛盾的“现在的历史”概念。“我为什么想写这样的历史？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有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写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如果这意味着写现在的历史，那就是我的兴趣。”（[法]）米歇尔・福科著，《规训与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32页）。显然，光子接受并改造了尼日亚的光谱学，改变了对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的思考。如果考古学的目的是显示过去存在的结构秩序、结构差异、非连续性，那么谱学极力显示“源”和“出现”，为了研究权力争夺的偶然性如何形成现在，谱学的目标不是历史性地考虑过去，而是用历史材料重新考虑现在，使过去的知识继续对现在的经验有用。 　　《规训与罚》，[法]米歇尔・福科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出版，380页，48.00元 　　在现代法国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潮流中，福柯无疑是最系统、最激烈的，他以考古学和谱系学为武器，批判历史的先验论、历史的目的论、连续性和合理性，他19世纪以来黑格尔和孔德等人以进步和发展为宗旨批判提出启蒙理念的历史哲学，批判19世纪以来作为学科创立，基于历史价值的历史学科远离当时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结下了“错误缘”。福柯曾与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比较接近，他承认了布朗德尔的“长时间”理论及其隐含的结构观念，但历史学家与福柯之间的对话一时陷入紧张状态，他们误解了福柯的历史思维，低估了福柯著作的基本哲学本性福柯本人没有隐瞒过他的思想方向性。“这里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家们的计划不同。他们（他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另一个问题）把‘社会’看作分析的一般范围和特定对象所需要的阶层（‘社会、经济、文明’）。我的一般主题不是社会，而是关于真伪的语言。”（Michel Foucault, Table ronde du 20 mai 1978, in. Dits et écrits II. 1976-1988, Gallimard, 2001, p. 852）。真理问题，也就是“哲学的真正疑问”一直是福柯关注的核心问题。历史和哲学之间，历史只不过是福柯著作的表象，哲学才是他一生研究的主题。他临终的时候也在思考康德的“启蒙是什么”。他从60年代康德的“哲学考古学”开始，经过日德的“道德谱系学”，最终回到了康德的终极追求。“问题在这里不是真理的分析，而是现在的实体论、现时性的实体论、现代性的实体论，可以称之为我们自身的实体论”（Michel Foult，Le Gouvernement de soiet des autres，Paris：Gallimard，Seuil，2008，p.22）。作为诊断活动，哲学诊断现在是什么，我们的现在不同，并且全部不是现在的全部，也就是我们的过去，这也许是现在哲学家被赋予的使命。 　　历史学家曾批评过不符合福柯惯例的历史研究，谴责了福柯对传统史学的无情批判和分析，另一方面，福柯的研究方法也悄悄地影响了历史研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问题域。毋庸置疑，一些历史研究者采取了用子矛攻子盾的方式，考据了福柯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的真伪，并往往发现一些福柯的“虚构的”、硬性解释的历史事实，这难免会眼镜掉落。但是，我们改变了观点，注视着福柯的做法。如果历史是叙事的话，如果过去发生的事情是用虚构的方法讲述的话，那么福柯就会用讽刺的方法来重新叙述历史，用大写字母将单一的历史故事（History）无情地解释出来，并分解成很多小写的现在的故事（histories）吧。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的经验（history也有“经验”的意思），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是在讲述自己现在的故事吗。这可能是福柯批判传统史学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显示本来的面貌。确实，“知识考古学”是一本很难理解的“能读的教材”，更重要的是继续打开的“能写的教材”。福柯将西方思想史上许多哲学家的观念以匿名的方式融入他的“知识考古学”，构筑像波尔希斯小说那样的理论迷宫，期待后世的人们不断探索和挖掘，分析西方思想史的潜在脉络，发现寂寞和无名的一代我期待着构筑别的思想史。可以说，这与德拉斯的哲学史研究相辉映，琴瑟齐鸣，形成了法国现代哲学中最耀眼的哲学景观。但是，通过“知识考古学”，福柯多次提醒世人：历史毕竟只是语言实践的产物，主体和意义也不过是语言构建的结果，真理永远悬在历史的天空中，最终全部在语言空间里支离破碎，面目完全不同。就像没有救世主一样，没有所谓的大字真理和大字历史，只有历史故事不断流传后世，只有现在的历史在哲学的天宇回响。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