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在记忆中停留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6周年。这篇文章想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5位女性的个人故事。她们的故事曲折复杂，有犹太人从收容所里幸存下来，之后投身于美国黑人运动。有热爱飞行，忠诚纳粹政权的德国人。战后成为了侍奉美国大兵的娼妇，也有日本人坠入爱河后历尽艰辛…… 　　为什么现在还必须想起这场战争，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倾听战争中女性个体的故事呢。 　　为什么会想起这场战争呢？虽然战争的炮火看起来很遥远，但是灾难的结果并没有消失。动摇的国际局势经常暗示新的战争随时可能出现。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作为时代的证人传达了有力的信息，把集体的积极回忆变成精神上的安慰，防止像未来那样的兽性行为、人道主义悲剧的再次发生。 　　为什么要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呢。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每个人对待战争的态度都是多元复杂的，因为历史漩涡中的普通人都面临着冲突、挣扎、决定生死的个人选择。集体、荣誉和责任对于每个人来说，内涵和意义都是不同的。例如，由于信仰、恐惧、无知，很多德国人有意支持纳粹所做的事，但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政治清洗、种族清洗、强制暴力和宣传之后，秘密反纳粹抵抗运动仍在进行。同样作为犹太人，面对纳粹政权的反犹太主义，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了抗争，有人为了纳粹工作追求一切，所有的选择都有动机。 　　为什么要倾听战争中女性的个人故事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故事是男人们说的，请听听前线的女性会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英国的杂志《新政治家》这样说道。剧作家杉山义法先生看到“陪护女郎”（妓女）精神抖擞地走在街上，意识到“男人战败举手投降，女人的战斗却并非如此。当他们输了的时候，女人正在战斗。”。 　　那么，女人的战斗会变成什么样呢。 　　写文章 　　01 　　监狱里的女孩和被隔离的女孩谁真的能听她们说话呢？ 　　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立陶宛时，立陶宛的妇女们手持鲜花向他们致敬，为摆脱苏联人的统治而高兴。1年前，苏联军队进入立陶宛后，社会陷入混乱，这里的犹太人像踩着薄冰一样无法去犹太教堂。只有朱迪·梅赛尔的母亲不相信。早就听说过“在燃烧波兰的犹太人”这样的小新闻。梅赛尔一家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经常和犹太人的同胞一起过安息日。 　　《时代女性的见证：大虐杀的故事》，作者：《挪威》雅各・罗斯，译员：沈し36106；璐，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5月 　　果然，德国人的到来没有改善他们的状况。纳粹分子立即逐家逮捕犹太人，将他们赶出了名为“科夫诺”的贫民窟。被带走的时候，母亲正在收拾朱迪斯的行李，纳粹进门抓住头发拽了出来。她本来就有一头漆黑的头发，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的象征。 　　和母亲不同，12岁的朱迪斯有着浅色的长发和蓝眼睛。这与亚利安人的特征相似，她们的母女二人给霍夫诺隔离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朱迪斯隔着三叉五叉离开隔离区，在黑市交换食物，在隔离区内饥饿 　　朱迪·梅赛尔进入收容所前的照片。 　　但是，这根稀疏的头发在1944年朱迪斯被带到斯图沃兹霍夫集中营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收容所门口的两个人的GESE太保笑着扯着头发。其中一人吃惊地说：“这是漂亮的薄刘海。我会把头发给女儿。她一定喜欢，会给娃娃做头发。”。回到母亲身边，被抓着头发的朱迪斯已经浑身是血了。 　　站在朱迪斯右前方的女性穿着连衣裙。gese太保命令她脱掉裙子，但是刚从裙子下摆生下来的婴儿却掉了下来。格赛太保什么也没说就把婴儿举起扔到草坪上，但是孩子摔倒得很厉害，死了。孩子的母亲在那之后，分成了朱迪斯和野营房间。她始终攥着拳头不肯放手。拳头里有小婴儿鞋。纳粹马上发现了这双鞋，打算没收它。她怎么也不放手。于是，纳粹一下子就把她打败了。 　　另一方面，在荷兰也有纳粹逮捕犹太人的行为。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时，几乎没有妨碍荷兰正常生活。他们虽然掌握了权力，但政府机关和公共服务系统的运行基本不变，只有反犹太人的措施几乎没有发现就被升级了。犹太人被驱逐出防空避难所，所有的犹太人都被登记，必须戴上黄色的大卫星才能外出。从1941年2月开始，大规模的逮捕正式开始，但是被登记的犹太人振翅高飞，无法逃走。 　　《被隔绝的女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作者：[哈]巴特·范斯，译者：成琳，版本：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 　　1933年在荷兰的哈格出生的女孩赫林·德英·斯皮尔罗，比朱迪斯小3岁，家里人常叫她琳。与梅赛尔家不同，德容一家不是严格遵守清规戒律的典型犹太人，而是希特勒的出现，使他们真正成为犹太人。 　　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儿不受纳粹的侵害，1942年8月，琳的父母把她交给了秘密参加纳粹抵抗运动的希罗玛夫妇。希洛玛夫人带着Litton到不是犹太人的家庭去收养，她有了新的身份。她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来自鹿特丹的父母被炸死的普通女孩。 　　在领养的粉丝们的家里，琳开心地度过了9岁的生日，她把粉丝夫妇亲切地称为叔父阿姨，过着没有发现任何错误的平静生活。到了半年后的1943年春天，警察来访，李恩不得不迁移。她被隔离的那天，好像正式开始了。 　　之后，她在一系列的家庭之间迅速地周旋，在一系列的房间里住了一会儿，又是一夜，又是几周。在鹿特丹的家里，为了安全，禁止白天外出，半年没见过太阳，1月和7月房间都像往常一样冷。她不能去学校，也没有朋友。因为光线和运动不足，脚上出现了黑紫色的肿物，又硬又痒。 　　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利恩在梦中分裂了两个自我：好利恩会飞，飞跃大楼，飞到她曾经玩过的地方，她凭借自己的超能力拯救了动物和人类，事情总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恶利恩走在看不见的焦油里，在黏糊糊的流动液体中向后漂移，把死了的动物和濒死的动物带到了墓地。 　　朱迪斯也同样需要依靠幻想在收容所度过。有一天，她牵着母亲的手进入毒气室，在最后一瞬间被母亲用力挤压，在其他女囚的掩护下回到营地，捡回了生命。她的母亲消失在毒气室里。毒气室外有两棵大树，纳粹将尸体放在树上，加上汽油点火烧制。露营地始终散发着尸体的臭味。 　　当被尸体的臭味包围的时候，朱迪斯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闻到了家里的花香，母亲在星期五早上烤面包的时候飘散出来的香味，更重要的是，听母亲为她唱安眠歌的时候的声音。 　　琳不知道吗，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去向。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了。她现在必须面对自己的困境。这个收养的家庭又冷淡又严肃，只有一个叫埃伯特的大叔大声说话，像孩子一样逗得大家笑。李琳是艾伯特酒吧里最喜欢的人，经常把她抱在自己的膝盖上，亲切地搔痒着。 　　琳给了亲生母亲最后的生日礼物，给了她画漫画的小瓷砖。眼看就要淹死的男子没能到达岸边，救生圈朝他飞了过来。瓷砖下面写着“危险达到顶点时，救援就在附近”。 　　有一天，这样的爱打破了界限，带来了危险。他把莲带到床上，张开她的脚，把手指伸向内衣里包住了莲的身体。李琳感到疼痛，流出了血。埃伯特巴伯对李恩说：“你是自发性的。”。那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每次他都强调“你是自发性的”。 　　战争终于在1945年4月结束了。比起战争结束，利恩更愿意逃离埃伯特酒吧。但是与此同时，她几乎在内心深处确认了父母离世的事实。海洛玛于今年9月再次出现，将琳带回了第一个粉丝的家中照顾她。虽然转过很多家庭，但在那之后的一生中，琳只是在这个地方作为避难所回顾了一下。 　　朱迪斯也支持到1944年12月。面对战争的退势，德军宣布要破坏斯图尔特霍夫集中营。在转移囚犯的混乱中，朱迪斯成功逃脱，乘坐了开往丹麦的小船。丹麦红十字会的一位女性问她：“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朱迪斯回答说：“我知道这里不是德国。”。于是她得到了很大的拥抱。这时，16岁的她只剩下22.34公斤体重。 　　自愿选择“回家”的莲，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安心感，反而感到疏远。虽然也委婉地告诉过养父养母自己受到了性侵犯，但他们没有给予评价。在那之后的五年里，他们没有进行过感情上的讨论。谁都知道这件事的存在，但是谁也没有说。 　　琳和粉丝一家的其他孩子拍了1984年拍摄的照片。从照片左边开始第一位是里安。 　　拍完全家人的照片后，琳悄悄地写了下来。他们不需要我，但我需要他们。我发现他们的爱也许比他们对我的爱更多。这样的不安在她心底响起了30多年的嗡嗡声，最终在粉丝们去世后爆发了。在他写葬礼的卡片上，粉丝们的所有孩子和3个朋友都被列出，连一个琳的名字都没有。不久，李恩和粉丝家人完全绝交了。 　　1992年，战争隐匿儿童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聚集了50年前隐居下来的500多个孩子。当时阿姆斯特丹市长爱德·范·汀也是被隔离的孩子之一。他在开幕致辞中说：“我们应该对谁说呢？谁真的能听我们的故事呢？隐藏的故事定义了我们的存在全体，但至少我们是我们的大部分。我们从这个故事中竭尽全力地摆脱出来了。”。 　　听到这句话，李琳失声痛哭，但在现场的她周围的所有人，几乎都流下了眼泪。 　　朱迪·梅赛尔拍了照片。 　　朱迪斯在丹麦接受救助后，意外地收到哥哥同样幸存的好消息，搬到加拿大和哥哥共同生活。之后，她有了自己的家人，恢复了学业，热情地参加了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幸运地遇到了前后两次马丁·路德·金。她从收容所的死中逃出来，深深意识到如果黑人的人权受到践踏，作为犹太人的权利将永远消失。 　　“希伯来语里有一个俗语叫nekama。那不是‘复仇’，而是‘我还活着，有反抗一切的胆量’的意思。不能忘记过去。如果我们忘记了，那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活下去。” 　　02 　　两位女飞行员的镜像人生 　　飞行是为了纳粹的荣誉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作为在纳粹政权工作的两名女飞行员，汉娜莱奇和梅丽塔・冯・施特芬贝格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方的翻版——她们是爱国主义的战士，对荣光、责任、服务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是，她们对“祖国”的理解是不同的，加上两个“血统”的细微差别（纳粹德国统治时代，这种区别足以决定生死），她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成为了对方的对立面。 　　《风之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女飞行员的交错人生》，作者：[英]克丽亚·玛莉，译者：姜洁，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 　　梅丽塔出生于1903年，汉娜出生于1912年，是德国航空时代开拓初期。在那之后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的军事侦查和军事格斗赋予了新的使命。飞行员以他们的荣誉而自豪，以他们在空中的勇敢姿态而自豪。战败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解散空军，废弃军用飞机，发动机驱动的民用飞机的生产制造也被停止，但是滑翔机被允许制造。结果，战后几年，滑翔成了德国年轻人志气高涨的象征性运动。 　　汉娜出生的希尔斯伯格谷天然适合滑翔。碰巧，梅丽塔在那之后也在这里上了寄宿学校。两个女人学会了在长着同样草的山坡上飞行。等到1922年，天才聪明的梅丽塔去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航空工程，把兴趣作为一生的职业志向。她用挣来的钱学习了发动机驱动的飞机驾驶，很快就拿到了各种类型的飞机驾驶执照。汉娜在大学校园逃课学习了滑翔机，用自己出色的危险滑翔机技术征服了人们。 　　汉娜是一架摩塔诺F型滑翔机，于1934年左右拍摄。 　　几年后，由于她们出色的飞行技术和她们特殊的性别身份，有关汉娜和梅丽塔的报道在德国的新闻杂志上随处可见，人们称赞她们的飞行技术和空中“纤细”的工作状态，同时称赞她们的美貌。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两个人的圈子终于新成立，引起了纳粹政权的关注。她们被双重授予女大尉的头衔（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大尉的头衔授予女性），在著名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举行飞行表演等，肩负着特定的爱国主义政治任务。纳粹一定希望在柏林运动会上借助女性选手获得国际性好评，争取国内外舆论。 　　汉娜接受媒体采访，拍摄杂志封面，出席官方活动，与国政要共进晚餐，一点点成为有力量的宣传工具。她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收益对她有利的话，就不必在意被利用，而是享受着不累的快乐。 　　汉娜二级铁十字勋章的照片。汉娜在这张照片上所展示的骄傲和喜悦，和拍了同样照片的梅丽塔的表情是天壤之别。 　　1943年，美丽达2级铁十字勋章照片。铁十字勋章的丝带系在精心装饰的小丝带上。 　　对美国来说，纳粹政权下的“公共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她爷爷摩西是犹太教徒，尽管她父亲皈依基督教新教，但家人从未议论过自己犹太人的血统，1935年生效的《纽伦堡》法令明确了纳粹政权的反犹太性质剥夺了德国籍犹太人的公民权和一系列基本政治权利。一想到自己出名，她的家人也成了舆论监督的热点，暴露了自己犹太人的血统，梅丽塔就害怕起来。 　　在德国航空研究所工作的梅丽塔向纳粹政权证明了“不可或缺”的价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利达和汉娜决定为德国工作。汉娜驾驶过多架滑翔机原型机，承认过包括翼盾在内的德国首架飞机的设计和制造。这个设计使得飞机可以通过放气球的电缆之间，1941年成为了这场战争中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女性。 　　梅丽塔在“空姐”的轰炸机研发和试飞等开创性工作中的卓越表现，让她收到了更有意义的礼物。来自“帝国家谱局”的家谱证明证明了她的“德国人血统”和她的“亚利安人”的正式地位。“这个特别的地位救了她一命”，梅丽塔的侄女康斯坦兹后来断言。而且梅丽塔马上为父亲和兄弟姐妹申请了同样的证明书。 　　梅丽塔在机场骑自行车经过了yonk-87的“空姐卡”，并于1934年加图。 　　1935年到1941年，大约有1万名德国籍犹太人申请了“与亚利安人同等”的正式地位，但谁都知道，不满300人成功取得了这个身份，他们得到的身份证随时都会被取消。梅丽达发现她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家人的安全。为了避免外界的混乱，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梅丽达必须更加努力地埋头工作，才能带着她逃到空中。 　　虽然超越了同一个领域，是柏林飞行俱乐部的常客，但是美利达和汉娜一直互相回避，无视，互相贬低。汉娜认为现在的祖国真的充满了生命力。她在为祖国的荣誉而战。她对此感到自豪。梅丽达更加慎重，那个传统保守的德国才是她真正的故乡，那个德国为了生存不仅抵抗着同盟国的攻击，还抵抗着暴政极权的纳粹政权。 　　因此，1943年德国在战争中显示出明显的退位时，两位女性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以激进的方式保护了各自承诺忠诚的两个不同的德国。 　　设法赢得德国战争的汉娜提出了“自杀行动”（之后改名为“自我牺牲行动”）的建议。希望飞行员将导弹引导到碰撞点，但希望不要拖飞机，牺牲生命最大限度地提高导弹的命中率。在她看来，包括她自己在内的飞行员“愿意为几个任务牺牲”“他们相信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拯救他们的国家”。提交了这个计划，汉娜无疑成为希特勒和纳粹政府的积极共犯。 　　希特勒女秘书特罗德·琼斯写道：“汉娜无条件地崇拜希特勒，没有保留。”。“她全体都很狂热，为了元首和他的理想正在做着死亡的准备”。 　　梅丽达转向了结束德国战争的方法。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冯·施特芬贝格属于德国古老保守的贵族家庭，丈夫的兄弟三人没有加入纳粹党。1944年春天，大哥克劳斯成为德国秘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主要成员。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信徒，克劳斯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和反犹太主义，但他的基线是国家不允许暴力，纳粹政府打破了他的基线，背叛了国家人民。因此，他和其他抵抗运动的成员一起计划暗杀希特勒。梅丽达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驾驶飞机将云送到目的地。梅丽达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险的任务。但是暗杀并未成功，3名军官和1名秘书因重伤而死亡，希特勒虽然身负重伤但仍幸存下来。 　　行动失败后，美利达没有暴露，继续进行德国空军的研究开发试验飞行。克劳斯被处死，家人、父母、梅丽塔的丈夫也被送到了收容所。梅丽达因为工作关系，开着飞机送来了食物和生活用品。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梅丽塔在寻找驾驶飞机的家人被收监的监狱的途中，因飞机事故去世了。 　　汉娜活到1979年。战争结束后，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的汉娜虽然没有受到处罚，但佩戴着纳粹政权授予的铁十字勋章。她多次参加国际飞行比赛，写了很多回忆录，但她从未审视过与纳粹政权的关系，也没有谴责过他们的罪恶政策。1945年4月，苏联军队占领柏林后，汉娜和空军一级大将克克一起去首相府救助过希特勒。大敌现在知道自己不多的希特勒也把含有氰化物的胶囊交给了汉娜，以备不时的需要。1979年汉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推测她履行了几年前的约定，服用了胶囊。 　　03 　　收拾战争的结局，承担战争结果的女性 　　1990年代前半期，在日本有名的国际港口城市，被称为“玛丽”的奶奶比受欢迎的流行偶像还有名。说到“横滨玛丽”，当时住在这个城市的人谁都会说一句话。摄影家森日出夫先生特意追踪玛丽的行踪，拍摄了以她为主角的写真集《魅影：横滨玛丽》。 　　“玛丽是这个城市的风景，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森日出夫形容。在他的照相机下，有点老的玛丽背着手，驼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从额头到脖子都铺上厚厚的白粉，从发饰到连衣裙都白到高跟鞋，两眼窝涂上了大面积的深色。打扮成这个样子的玛丽坐在长椅上休息的话，经常被路人当做大人偶来对待。她稍微一动作，就冷得吃惊。 　　玛丽在横滨拍摄了森日出夫。 　　坐在长椅上的玛丽，森日出夫摄。 　　玛丽与其说是构成了横滨的都市风景，不如说是代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的记忆。从那时起，玛丽已经卖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身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3天后的8月18日，美军登陆后，为了维持日本社会的治安，保护良家女性的安全，政府命令设立慰安所，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iociation）。此外，在银座街头还提出了公开招商娼妇的提示：“作为国家的战后处理方法之一，向慰劳驻军的大事业募集新日本女性。工作是女性事务员，年龄是18岁到25岁。大家都吃、穿、住”。所谓“女性事务员”是“卖淫妇”的雅称。 　　《横滨玛丽：被遗忘的真实》，作者：中村高宽，翻译者：王众一，版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对于这个国家的紧急需求，一部分女性认为“如果不向占领军提供性服务，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很有可能受到性侵犯”。另一方面，战争中失去丈夫、失去家人的遗孀，为了在贫困中养育孩子只能出卖肉体。 　　但是，即使有一部分女性自发牺牲，慰安所的业务也赶不上需求。在一个慰安所门口排着600人的长蛇，一个慰安妇每天接待15名客人和大兵，最多60人。既有被拷打而死的女性，也有因害羞而自杀的女性。美国大兵为了争女人而大发雷霆的事件也频繁发生，没有执法能力的日本警察无法控制局面。 　　第二年3月，日本政府作出了“禁止进入驻军卖淫窟”的决定。慰安所成立仅仅半年就注定要倒闭。慰安所关闭的时候有5万5000人，最热的时候有7万多人。她们曾经被称为“性防波堤”和“特别挺身队”，现在被丢弃在街头，很多人被迫站在街上成为妓女。 　　她们被称为“伴女郎”，专门接待占领军大兵的“伴女郎”被称为“洋伴”，其中专门接待白人的被称为“白伴”，专门接待黑人的被称为“黑伴”，唯一的交往对象被称为“only”。分类之间有高低之别，“黑伴”是最受歧视的。 　　玛丽是“洋伴”，只找将校，有一段时期是“专伴”。玛丽当时被称为“伯爵夫人”，她的高贵表情和精致的装束在美国军官中很受欢迎，为了寻找客人时常排起长蛇阵。 　　年轻时的玛丽，森日出夫摄。 　　很长一段时间，玛丽和一个军官调动了真情，成为了他的“专业伙伴”。但是，美军占领结束后，美国大兵也纷纷离开日本，玛丽与将校分别，不得不放弃乘船。在那之后，在横滨留下了40多年的玛丽，无法舍弃对这所军官的感情。对方给了她绿宝石戒指，她也一直戴在手上，非常珍惜。不小心弄丢了戒指，她很伤心，哭了一位熟悉的理发店老板娘。幸运的是，我丢了戒指恢复了，找回来了。 　　妓女成了卖家，买了渡海的船票，追随自己的军官。但是，到达美国后，憧憬的浪漫爱情却没有好的结局。她们可能知道，向自己发誓的大兵在美国有妻子室，只能愤怒地分手。自称良田万亩豪宅多的大兵，实际上在荒野中只有茅草屋，只能咬紧牙关和对方改变国家过着艰苦的生活。 　　选择留下来的“伴侣之女”，生活也不轻松。1980年代，美国的大兵和外国船员等过去的客户从横滨消失后，玛丽只好退去接待日本客人。尽管市场越来越困难，玛丽并不是谁做生意的--要想进入玛丽的法眼，戴眼镜的人聪明，肚子大的人有钱，肤色黑的人健康，如果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玛丽必须同时具备不打招呼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横滨，如果男人能和玛丽说话的话，是很光荣的。 　　福无二重至，祸非单行。1980年8月，玛丽经常光顾的大众酒馆伊势佐木町根岸家宣布破产。3个月后，奇怪的大火把这里烧得很漂亮。玛丽的家住在根岸的家附近。这场火灾给玛丽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她想着“如果自己不在的时候把房子全部烧光的话就麻烦了”，于是拿着行李开始在街上走。但是有一天，玛丽带的重要行李还是被偷了。 　　情况变得狭窄的话，玛丽就会变得亲切，遇到有困难的客人就不收钱，倒贴在上面。和尚之间也有人笑着说“玛丽菩萨”。 　　年轻的时候光是外国人，外国人渐渐变少了。于是开始拉日本客人，最后做了这个。她把钱还给了可怜的人和没钱的人。 　　就这样，玛丽抱着行李，穿着盛装出现在横滨的街道上，成为横滨有名的都市传说、特别的街道风景。除了摄影家森日出夫先生拍摄写真集之外，还吸引了剧作家杉山义法先生的关注，以她为原型制作了舞台剧《横滨罗莎》。 　　《横滨罗莎》关内讲堂初演时的传单。 　　听了玛丽的话后，杉山义法想起了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位女性。看着眼前的场景，杉山萌生了某种想法。“战败后，男人不管怎么说都输了。因为失去了旗子。他们输了的时候，女人在战斗。男人战败后举手投降，女人的战斗并不是这样的。回到家后，总是要做饭，照顾孩子，照顾婆婆。家务事缠身，没完没了。”这层意思那么，女人可真不容易啊” 　　到了1995年12月，玛丽离开横滨，住进了故乡的养老院。玛丽成为了一名终身陪伴的女性，虽然努力维持神秘，但她的本名、她的年龄、没有人知道她的故乡。在养老院里，她的神秘消失了，她已经每天没有在全身涂厚厚的白粉，只有在见到客人的时候才会化上适合身体的淡妆，和普通的老太太不一样。玛丽2005年1月去世，1921年出生于83岁。 　　作者|肖舒妍； 　　编辑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