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救赎6.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们匆匆向西逃窜，赶到西安才停下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回到北京，经过511天，史称“庚子西狩”。 　　经过这一事件，晚清江山岌岌可危，改革已成为晚清政府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使大清残舰向现代化转变方向迈进困难。 　　10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同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清朝正式灭亡。 　　01、内忧外患的晚清帝国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公布了上谕，向以上大臣详细讨论了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清末新政正式启动。 　　上谕说：“……世上有万祭不易的常经，没有一成不变的治法。贫变通久见大易，损益为论语所知……总而言之，法令并非如此，要求束缚不破，要求奋发，更难展开讨论……” 　　突然的新政权改革背后似乎有很深的要素。 　　另一方面，8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给晚清政府的权威带来了巨大打击，封建统治动摇，统治危机带来了空前的严重。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慈禧还是其他官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革命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新政改革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义和团的经验使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感到分开中国是危险的，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最终使清政府作为其共同的统治工具加以保全，实行“以华治华”，使清政府存续，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仅要求清政府改变弱小无能的状态，还给予了改革相对稳定的环境。 　　中国古代建筑 　　但是，新政改革太突然了，很多大臣都抱着疑问，互相观望。 　　变法诏令颁布后过了两个月，领队、扶助的成员静静地坐着看情形，但由于没有人提出建议，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督促各地“条议具奏，请不要再延期了”。此时，执政党和在野党对于变法的态度表面上是顺从的，但各自都抱有疑问。 　　截至4月25日，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上书，主张循序渐进，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具体包括慎重号令、教官、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口实、余裕支、修武备十部分。 　　袁世凯的建议全面深入、切实可行，受到朝廷的重视，但没有奏折。只是作为重要的参考，毕竟袁世凯的政治影响力不足。 　　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改变政治人才首先听从命令折衷”、“奉命计划变法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奉命计划变法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被朝廷采纳这是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 　　02、强力变法措施 　　晚清以来，清政府共进行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洋务运动，从经济上的小部分只学习了西方。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有资产阶级参加，带有资产阶级改革的色彩，但其本质仍然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斗争。第三次是清末新政，这次改革是清政府最诚挚的改革。 　　进行经济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提倡官商设立工商企业，颁布相应的章程，给予创业有效的荣誉头衔。这些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政治改革、机构简化、立宪的准备。官制改革是清政府新政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役所”、“裁吏役”、“停止捐款”，统治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革是预备立宪，是以日本为榜样实施君主立宪制，将政治体制的变革置于核心地位的准备。 　　法制改革走上了西方和西方的轨道。1902年，清政府设立了修改法律馆，派遣沈家本、伍廷芳为修改法律大臣，主持修改法律。《公司律》、《破产律》、《钦定宪法大纲》、《大清现行刑罚》、《大清新刑律》等法律形式采用了西洋资产阶级的法律，内容虽然封建性很强，但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袁世凯故居 　　军事改革、新军训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令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各省下令仿照北洋、两江建设武备学堂。9月12日，全国各省告诫“削减旧军，编训常备军”，在全国开展编训新军活动，对今后中国军队的军制、作战、训练、编制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教育改革、废止科举、办学、留学派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各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呼吁废止科举制度。在废止科举的同时，清政府要求各省筹集经费让学生出国学习，将西洋思想进一步传到中国，打击了旧封建制度。 　　但是，从改革内容来看，清末的新政改革很广泛，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可以决定政治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出其决心和诚意。 　　03、预想的改革结果 　　清末新政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推动政府财政收入增加，推动政治、军事、教育现代化，把西方进步思想传到中国，说有一定的历史进步。 　　然而，与期望相反的是，巩固了清王朝统治的清末新政，不但没有拯救清王朝的统治，反而加快了清王朝灭亡的速度，成为了清王朝自掘坟墓的革新。 　　首先，新政府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期。国家有问题的话，需要改革，但是需要适当的改革时期。不那样做的话，会适得其反。 　　回顾新政改革的总体内容，与戊戌变法几乎没有差别，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翻版。戊戌变法被顽固派杀害2、3年后，又一次被捡起来，试图拯救危险的晚清统治，但他不顾改革环境已经不同，病情急转直下只好去看医生，结果不如医生。 　　进一步改革加重了平民的负担。改革内容全面壮大，但许多改革需要资金，改革措施远远超过了清王朝所承担的财力和国力。由于巨额赔款、新军的编纂、教育投入，清王朝的财政崩溃，让地方官员任意开拓财源，把新政的负担转嫁给百姓的头上，平民和清王朝更加离心。 　　同时急于成功的清王朝忽视了内部矛盾的调节。面对穷困统治的困境，清政府通过激进的改革方式，急速缓和矛盾，复兴中央权威，巩固自身统治，却不顾新政改革带来的矛盾。例如，在改革的过程中，清政府不断地对满族贵族，特别是皇族内阁的出现进行集权，进一步激化满汉矛盾，招致立宪派清政府的失望，使统治危机激化。急于求成的改革战略失去了人心，没有发挥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作用，实施中也很困难，最终走向了改革初心的相反方向。 　　辛亥革命博物馆 　　最后，改革内容本身具有革命性。编练新军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被革命党和袁世凯使用，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鼓励实业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促进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增强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瓦解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派遣留学生，为国家输送人才，但没想到他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主力军。 　　正如特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政府最危险的时候可能是陷入全面危机并采取救济措施的时候。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内担心外患，像是重病的人。因此，清政府以清末新政为切入点，加强国力，恢复权威，但改革本身并不想招致自己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