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子宫殿8.0

　　本文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4期 　　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摘要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的研究不断提高，但翻译基础书的问题总体受到重视，很少得到缜密的考证，特别是《西游记》的英译尤为突出。作为翻译本研究的初步环节，讨论基础问题的明确化有助于对后续问题的正确全面认识，包括翻译者对小说主旨的理解和对小说版本的意识、翻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战略等为了今后的《西游记》英译事业的发展，可以开辟新的道路和方向。本文利用一套文件，结合《西游记》英译史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详细阐述了传教士的翻译时期（1854-1929）、通俗化翻译时期（1930-1976）、学术性翻译时期（1977-2012）三个阶段分别相关的基础问题。 　　关键词：《西游记》英译；译本《西游记》版本史；翻译史 　　作者介绍：吴晓芳，翻译哲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英译、西洋汉学史、中国古典小说。 　　一、引用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的研究持续上升，研究者们将重点放在英译文的审计整理上，研究翻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战略上，探讨翻译本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而且还分析了翻译本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但是，除了《红楼梦》之外，中国古典小说的英译基础问题整体受到重视和考证较少，特别是其他四大名著《西游记》较多。 　　《西游记》是晚明时期写的，明清两代人有很多繁简不同、评分不同的古书，但到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学者们纷纷探寻从海外和民间失传的旧书，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将一种以上旧书合并起来的读本。《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可以追溯到1854年，其英译过程跨越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①因此，不同时代的翻译者一般根据不同时代的版本进行翻译，但是出版时间比其翻译书慢的《西游记》版本绝对不可能使用。现在，很多《西游记》的英译研究都无视了基础考证的一环，把某本现代整理书作为参考，比较出版时间比那个英译本早，擅自采用接近翻译者生活年代的《西游记》版本。 　　作为翻译本研究的初步环节，明确基础问题有助于对后续问题的正确全面认识，包括翻译者对小说主旨的理解和对小说版本的意识、翻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等为今后中国古典小说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方向。笔者在拙文《两个世界的对话：《西游记》的英译和《西游记》的研究》（2019a）中就翻译的基础问题的重要性作了一点介绍，但仅限于篇幅，无法深入讨论。现在，利用一套文件，结合《西游记》的英译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分别阐述了传教士的翻译时期（1854-1929）、通俗化翻译时期（1930-1976）、学术性翻译时期（1977-2012）三个阶段相关的基础问题。② 　　二、传教士翻译时期的基础问题 　　1854年英国传教士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在《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中介绍了《西游记》，到1930年英国女作家海伦・M・高埃斯（Helen M.Hayes，1906-1987）出版了该节译本《佛徒天路过程》（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为止，这是《西游记》英译史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13位英美人士将《西游记》翻译成英语，但还没有出现一位华人翻译。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这个时期翻译《西游记》的主力军，因为第一节的译本也是传教士的手，所以笔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传教士的翻译时期。 　　前人在讨论这个时期的《西游记》的英译文（本）时，研究以明代的一百次繁本和清代的第一版《西游记》为基础参照，除了《四游记》中收录的杨志和简本外，现在已知的明代的大部分版本都在清末消失了清初的《西游记道书》在《西游记真解》登场后也被推上了风头，渐渐地就没有注意到失传了。根据孙楷第、郑振铎等学者的观察和记录，清末民间首次通行的《西游记》版本主要有《西游记》、《新说西游记》、《西游记》三种版本（孙楷第134）。1931年，孙楷第访问日本时，发现世德堂本（以下简称“世本”）、李卓吾评本、朱鼎臣简本5种明刻本和证道书。因此，受文献失传的制约，清末民第一个中国人看不到比《西游的真谛》更早的版本。例如，在福开森（JohnC.Ferguuson，1866-1945）《关于西域之行的书籍》（Books on Journeys to Western Regions）中，他看到的第一个《西游记》版本是康熙丙子（1696）的《西游记的真正解释》（Ferguuson 65），这本书也是现存最早的真正解释的发行本。 　　实际上，《西游真诠》作为清代最流行的笔记，被当时很多译者选为翻译的基础书。前面提到的约瑟夫在《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论佛教在中国》（Notices of Buddhismin China）的文章，向英语世界的读者首次介绍了以玄奘的一生和冒险为范本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并介绍了其别名“西游真诠”（Si-yeu-chiin-tsuen）。这是当时广泛阅读的小说。1905年，英国传教士雅各（James Ware，1859-1913）在《亚洲东杂志》（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上发表了《中国的仙境》（The Fairland of China），也是基于《西游记真相》的概论性译文。惠雅各还引用了优顿的序言和陈士斌的评价，阐述了《西游记》的宗旨和思想。清末民首个市面上贩卖的《西游记》的版本不仅有《西游记》的删除书，还有《新说西游记》等很多，但传教士的翻译时期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没有意识到版本之间的具体差异和版本问题的重要性。 　　正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传达得很复杂，翻译研究者在判断某一译本的基础之前，必须深入理解《西游记》本身的版本史，甚至是小说相关的戏剧、宝卷等其他形式刊载的西游记。过去，学术界将《西游记》的第一个英译文分为1895年美国传教士吴板桥翻译的《金角龙王，也被称为皇帝游地府》（The Golde-Horned Dragon King or The Emperors Visit to the Spirit World）吴板桥选译的片段可以认为是从《西游记》的通行本第10回和第11回中摘录出来的。据笔者考证，吴板桥不是根据《西游记》翻译的，而是江苏南通少儿剧演唱本《十三册半巫书》的三《袁天璋卖卦斩老龙记》（吴晓芳2018c:147-152）。将《金角龙王》与《西游记》的通行书相关章节相比较，吴板桥的译文增加了许多小说中不存在的情节，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龙王因为卜雨的事，用头和占卜师赌注。龙王在赌输后，在占卜师的建议下，用奇珍异宝贿赂唐王，后者见财起意，接受宝物约定。之后，由于龙王的冤罪而告阎王，唐王的灵魂游遍了地府，地府的法官偷了龙王和唐王的阳寿，让唐王还阳了。这样的差异，从者的剧本中也能找到来源。在学术界，巫书中的西游物语诞生于《世本》、《西游记》之前，作为素材被后者吸收，反而受到后者的影响。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金角龙王》不作为《西游记》的译文来使用，而是作为小说以外的《西游》故事的译文来使用比较妥当。吴板桥虽然不是《西游记》的翻译，但据笔者分析，在翻译巫书之前读过《西游记》，参考小说情节补充译文，将叙事逻辑紧密结合（152-155）。同样是包括唐太宗游地府在内的神怪物语，比西方人之间知名度高的四大奇书之一 　　《西游记》、《袁天璋卖卦斩老龙记》等地方性祭祀式剧本最终吸引吴板桥提出译笔。因为，不只是翻译中国的神怪物语，西洋人也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思想状态。更重要的是，唐王和冥判的印象有很大差异的神怪物语有助于给传教士的读者带来负面的中国印象。鼓励传教士传达福音，达到了宣传其正当性和紧迫性的深刻目的。在故事展开之前，吴板桥在《前言》中对中国人的思想状态定下了消极的基调，在本文中加强了唐王在巫书中颠覆的形象，同时在司法不公的冥判场域中偷偷讽刺了晚清腐化的官场。通过译文和副文本向西方读者构建了“政治腐败、道德堕落、思想愚蠢的中国形象”（156-163）。 　　既然吴板桥不是《西游记》，那么将小说翻译成英语的是谁呢。从现在的资料来看，《西游记》正式的英译始于1884年，美国传教士小波乃耶（J.Dyer Ball，1847-1919）整理了父亲波乃耶（Rev.Dyer Ball，1796-1866）生前的翻译并加了注释。于是年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发表，其中有“海龙王和占卜师”（The Sea Dragon and the For-Tune Teller）这个题目。同样是龙王触天条被斩杀，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波乃耶父子都没有说明译文的根据是多少册，根据曹原的考证，波乃耶使用的基础不是一百本《西游记》，而是杨志和在《编》的41次简本《西游记传》中，选择了第10回《魏征梦斩老龙》和第11回《唐太宗阴司脱罪》（15-18）。波乃耶的译文并不是根据一百次的书翻译的，但是严格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最初的《西游记》的英译文。从1884年开始，《西游记》的片断英译文在近代中国的英语报纸和用英语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故事选集中不断出现。但是，20世纪初，1913年《西游记》的第一部英语节译本发售，英国传教士李蒂（Timothy Richard，1845-1919）翻译的《出使天堂》（A Mission to Heaven）主持的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在上海出版。近年来，这本译本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者们将李提摩太如何运用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解读《西游记》，尤其是阿弥陀佛、如来佛、观世音三位佛教圣徒和基督教圣父、圣子、集中讨论如何通过文本叙述制造与圣灵的关联。①遗憾的是，前人没有很好地理解翻译者采用的中文基础，但对此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错误认识。笔者借了新发现的文件和古籍等资料，从译本的插图和文字两方面对照原文的版本系统，考证了李提摩太使用的基础书是清末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画图增像西游记》②。这个版本实际上也是《西游记真解》的翻版书（吴晓芳2019b:3-22）。值得指出的是，李提摩太对基础的选择与小说佛教要素基督教化的翻译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者从《绘增像西游记》中配合的大量插图中选取25幅人物的画和故事情节图收入译本，只巧妙地改造如来和观音两幅刺绣像，将两位佛教圣者的护法动物大鹏鸟和白鹦鹉统一置换为象征基督教圣灵的鸽子，如来和耶稣确立了观音和圣灵的关联。另外，明智地抛弃了原画师误记为“阿弥陀佛”的弥勒佛刺绣像，选择了来自日本的阿弥陀佛图像，与基督教之神相匹配（25-37）。总之，李提摩太通过对图像的插入和原图的细节进行修改，将译本的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密切配合，试图证明《西游记》是在“深刻的基督教理念上构建的”（Richard343），体现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核心教义。 　　李提摩太创始的节译本，1923年根据李氏的节译本不是中文，而是把《西游记》编译成英语，收录在东方民间故事集《虹的香味和其他的故事》（The Perfume of the Rainbow and Other Stories）1中，对后来的英译人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贝克尔不仅在《西游记》诗的翻译中借用了李氏的译文，在佛教词汇的翻译中也使用了李氏的一些“以耶释佛”的译名。例如，将“观音”翻译成“Holy Spirit”（圣灵），将“如来”翻译成“the Incarnate”（肉体形成者），将“弥勒佛”翻译成“Messiah”（导弹）。正如以下所示，作为贝克在日本期间的私人秘书，高埃斯在1930年出版《西游记》节的译本时，参考了李蒂受欢迎的译本。 　　传教士翻译时期，很多翻译者注意到了“西游”故事的宗教意义，只有吴板桥和李提摩太两位翻译者明确表示了对《西游记》和相关叙事中所包含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思想的态度。这两个人都是19世纪后期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持续开垦第一代新教传教士未完成的事业，在中国的活动时间达到了40多年，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风云变幻。有趣的是，他们对“西游”故事和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翻译“西游”故事的动机完全不同，其背后反映了19世纪末中国基督教基本派和自由派在神学立场和传教途径上的不同。2吴板桥以传递福音为中心，走上了以拯救灵魂为第一的偏福音传教的路线。他把巫书中“西游”的故事看作反映中国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和道德观念的一面镜子，批判异教信仰和习俗，将传教士翻译成用福音拯救中国的方法。李提摩太走偏文化传教的路线，在传递福音的同时重视社会责任，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他倾向于将《西游记》看作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异名注释，将翻译作为联合佛教徒和基督教徒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种问题，最终在人间界实现神之国的道路。同样，这两位翻译者都选择了恰当的翻译基础，通过操作、改写文本（包括插图）来实现自己的传教目的，两者都是对“西游”故事和佛教元素的翻译具有强烈功利性和政治性的文学利用。 　　三、通俗化翻译时期的基础问题 　　自1930年高斯节译本出版以来，到1977年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AnthonyC.Yu，1938-2015）的全译本第1卷发售为止，一直处于《西游记》英译史的中期阶段。这个时期有11人中西人将《西游记》翻译成英语。1中有6人是华人，与上一时期西方人翻译的独创情况不同，也出现了华人和西方人合作的译本。迄今为止占据集团优势的传教士翻译，在这个时期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作家、职业翻译家。在这个阶段，不仅在物语集、文学杂志、文学选集上刊载的片断译文陆续登场，还包括希斯的《佛徒天路的过程》、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猴子》（Monkey）和捷克的翻译家乔治・蒂娜（George Theiner，1926-1988）的《猿王》（TheMonkey King）等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化节译本大量登场。综合以上因素，笔者把这个阶段称为通俗化翻译时期。② 　　笔者在拙文《两个世界的对话：《西游记》的英译和《西游记》的研究》中指出，《西游记》的英译史通俗化翻译时期与《西游记》学术史的现代阶段正好吻合。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先驱者，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对《西游记》的考证展开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变，发表了《西游记》的成书、作者和主题等问题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这是胡适用科学方法提出的清理国故的具体实践，另一个实践是指导亚东图书馆在新式标点上重新印刷包括《西游记》在内的经典白话小说。必须说明的是，胡适在《西游记》中的研究成果逐渐积累。他于1921年12月制定了《西游记》的序，同年获得了亚东图书馆发行的《古本西游记》的收入。1923年2月，胡适搜集了更多的材料，整理成《西游记》考证，并于当年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6期发表，确立了明人吴承恩的《西游记》之说，但由于篇幅限制，不得不删掉文章的一部分。同年，胡适在亚东图书馆再版印刷《古本西游记》时，将上述两文“合并”，成为今天所看到的长篇《西游记》的考证。这篇文章之后，还收录在1924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印度洪波2006:110-112）中。在胡适的背书下，亚东版《西游记》在民国时代很多《西游记》的读本中自然地突出、流行，登场12年后、1933年前，这本读本已经再版第8版。但是，民国时代出版的《西游记》的大部分读本都是以清代的《西游记》和《新说西游记》为基础排印出来的。例如，亚东版《古本西游记》是基于《新说西游记》，193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系列出版的《西游记》的读本根据是《西游记》。 　　在前人的研究中，在讨论这个时期的《西游记》的英译本时，也多以明代的百次繁本、清代的删除书、或者现代的整理书为基础进行参考。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西游真诠》以前的明清珍本在日本还没有很长时间流传，到了1931年才在日本找到了孙楷。但是，这些明清珍本为了保存物品藏在中日少数图书馆或私家手中，对普通人来说很难过目。特别是《世本》这本今见百回书《西游记》的最初的足本，是1933年由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从日本购买的，但在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在《七七事变》之前与其他平馆善本书一起迁移到上海租界区保管1941年被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被运到台湾（谢文华54-56）。包括《世本》在内的善本在《珍珠港事变》之前被运往美国后，国会图书馆曾协助拍摄缩影，赠送过中国图书馆3套（钱存训65-75）。以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整理本《西游记》，是以该电影版《世本》为基础，参考当时看到的6种清代刻本会校进行印刷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幸好大陆和台湾的一部分出版社采用了原来的影印方式，《世本》等明清珍本《西游记》的原型能进入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视野例如台湾天一出版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系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系列分别于1985、1990年发售了《世本》。李卓吾评书和《西游记》的原版影印本。因此，到1954年为止，日本国内外的人们都无法接触到《西游真诠》以前的版本，而进行了翻译。 　　作为打开《西游记》通俗化翻译时期的译本，高埃斯的译本的重要性在过去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在笔者发表相关研究之前，学术界只讨论了两篇简单的文章，在基础问题上也没能正确考证。①笔者利用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地发现的大量文件，考证了出海的SI的身份和生涯，恢复了《西游记》翻译的缘由和原委。高斯出生于加拿大普通的英国移民家庭，被崇拜佛教的贝克夫人聘为私人秘书，定居在日本的京都，与山边学习（1882-1944），铃木大拙（1870-1966）等京都佛教学者的交流密切。受贝克将以佛教为题材的作品翻译成著作的启发，高斯采访了一位名叫《西游记》的佛教徒经书的故事，将在东亚流传的中国小说翻译成英语。高斯的中文因为其时尚尚处于初学阶段，所以在翻译《西游记》时参考了李提摩太的英译本，在汉文基础的山边学习的帮助下，使用了胡适考证长文的《古本西游记》（吴晓芳2018a:248-268）。高斯在译本的导言中对作者吴承恩的一生、小说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的原型介绍，都是参考胡适写的考证长文，最早引用胡适的研究成果的西方人。和贝克尔的情况很相似，高斯的译本在一些地方也会直接沿袭李提摩太的译法，或稍作修改，最明显的表现在诗的一、专名和《圣教序》全文的翻译上。封存该译本上的唐三藏的画像也是从李提摩太的译本中选取的插图，后者实际上是从中文底本《画画像西游记》中复刻而成。高斯参考了李提摩太的译本，但不认同后者对小说佛教要素的基督教解释，将《西游记》的宗教要素从正面处理，放弃对李提摩太的《西游记》佛教思想的鉴赏和再解释，使其发展。她把小说看作寓庄于调和的佛教寓言，在禅宗巨匠铃木大拙的影响下，找到了《西游记》的禅宗思想，并且把《道在尿溺》的一面本来展示给了西方读者（269-301）。 　　在通俗化翻译时期，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节译本属于Welly翻译的“猴子”，至今仍受到称赞。和高斯一样，威利也把胡适看作《西游记》研究的权威学者，胡适和老师、朋友也是关系。2韦利在译本的序文中明确表示，“使用的基础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的《西游记》，附带有驻美中国大使胡适博士写的长篇学术性序文”（Waley10）。和高斯一样，威利也引进了胡适的研究，在译本的序文中简单介绍了作者吴承恩的一生、小说进化的历史等问题。综上所述，胡适在初版《古本西游记》的序中，还没有提出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学说，1926年去欧洲旅行期间，曾访问过威利，赠送过《胡适文存二集》（胡适2001：444）。因此，威利除了翻译初版《古本西游记》外，还参考了《胡适文存二集》中收录的《西游记》的考证长文。 　　高斯在1930年翻译《西游记》时，由于孙楷第没有发现《世本》等明清珍本，高斯不知道这些珍本的存在。10多年后，威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西游记》译成英文时，时局动乱，未能接触《世本》等明本。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典籍的权威翻译者，他意识到版本对小说研究的重要性和对翻译的潜在影响。1941年，威利给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提到了以亚东版的读本为基础翻译成英语的《西游记》，听说孙楷第在日本发现了明代版，但具体的内情还不清楚。①胡适回复威利的信可能已经没有了，胡适可以推测出除了孙楷第发现的几本明本朱鼎臣简本之外，清本上没有第九次唐僧的父亲陈光蕊的故事。第九次的重大问题是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指出（148）最早，这本书的序言是胡适写的。 　　值得说明的是，当韦利翻译《西游记》时，身边除了亚东版的读本外，还有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现代读本。2韦利之所以选择以亚洲东部版为基础进行翻译，不是因为身边其他的读本，而是因为胡适制作了亚洲东部版《西游记》的背书和序文。实际上，威利不仅收藏着1940年为止的藏书中一系列胡适指导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古典小说，而且三人都佩服胡适的学问，胡适后来就任驻美大使，威利在上面提到的教胡适的信中，认为他不是“外交官”，而是“学者”。④另外，在《西游记》的英译中，胡适对韦利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韦利翻译基础书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对现在韦利小说情节的节选和解释上。胡适在初版《古本西游记》的序言中极力反对明清评点者对《西游记》解读儒释道寓言，力主小说没有“微言大义”，主要是“有趣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1921:22-23）。威利在译本中也尽量淡化原作的宗教意义，删去与“修心”有关的重要情节（例如浮屠山玄奘接受了“心经”）和比喻，宣传佛教思想，不翻译渲染佛教法力的情节，而去掉了与五行炼丹有关的内容。同时，威利毫不畏惧孙悟空，明确了智勇双全的正义英雄形象，将译本命名为“猴子”，迎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读者对个人英雄主义作品的爱与需求。 　　四、学术翻译时期的基础问题 　　1977年余国藩陆续出版了4卷全译本，2012年余国藩完成了修订版的全译本，是《西游记》英译史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余国藩和Gener（W.J.F.Jenner，1940-）分别完成的两本全译本登场，余国藩在初版译本登场30多年后，2012年发售了4卷修订版。这本译本是典型的学院派译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第一卷前有一篇与学术论文相匹敌的长篇导论，在前贤时秀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解释了对《西游记》的来源、版本、作者、诗词的出处、主题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各卷末附有详细的译注，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见解。所以笔者把这个阶段称为学术性的翻译时期。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海外和民间寻找一些失传明清的《西游记》珍本，但这些版本大多以书的线装和摄影胶片的形式保存在国内外少数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学者和一般读者难以接触，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了根据明清多种版本统一校勘的普及书《西游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札“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读本（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以下简称“人文字”）率先以“世本”为基础进行校对整理，充分肯定“世本”是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善本的价值世人都知道“世本”的重要性。迄今为止，唯一目睹“世本”的学者只有孙楷第和郑振铎两人，他们首先对《西游记》第9次问题、《世本》和其他两部书信的发生前后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作为1954年《人的教科书》的主要校订者，黄肃秋先生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原来可能有第九回陈光蕊的故事，《世本》将这一部分删掉，是为了让孙楷第“冒犯圣僧，使《西游记》整体的故事完整化《人文字》根据《书业公记》本《新说西游记》补充了第九回《唐僧出身的故事》，将原来的《世本》第九回到第十二回合并为第十回到第十二回，从第九回到第十二回的第二次从《西游记真解》开始改变了目光。1969年，英国学者杜立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提出，《西游记》和之后的版本中包含了第9回《唐僧的出世故事》，可能是从朱鼎臣的笔开始的，之后的《证道书》不是原作者的手，而是直接或间接继承的。因此杜德桥主张，嗣后出版《西游记》的整理书的话，必须忠实于《世本》这本《任何最接近原《西游记》的版本》，删除清代通行书的第9次（Dudbridge170-184）。1980年，《人教材》首次进行了大的修订，出版社除了使用《世本》复校之外，还首次使用李卓吾评书这一另一本明本进行了校对。李评本发现和《世本》一样删除了第9个故事，考虑到“我不认为这是吴承恩的原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5），从本文中摘录，第8次以后作为“附录”，从第9次到第12次，恢复了《世本》的原型。2010年，在《人的文本》的第二次修订中，李洪甫等整理人员在处理第九次问题上继续了1980年版的做法。 　　余国藩是初版译本卷一的导论，写明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了以副札“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整理书（Wu1977:14）。余国藩之所以选择“人文字”，是因为作为这本书依据的底本《世本》有两个显著的优点。其中一个是，余国藩同意杜德桥的结论，《世本》比杨志、书和朱鼎臣本两本简本早，是“任何元朝《西游记》最接近的版本”，而且是任何远超前本的“顶点之作”。第二，正因为《世本》最接近原貌，所以清代的各种各样的刻本随意删除了小说的正文，并不是删除了原书中很多有趣的韵文。在余国藩看来，《西游记》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寓言，小说的诗词是全体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诗除了用于景物人的描写和对话的展示外，“评论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个性，经常用于宗教性的主题和修辞方式，也有寓言的技巧混杂在一起的情况”（24）。因此，余国藩在解读Welly译本宗教化和抹杀原文诗体多样性方面存在着微词，之所以一个字也不漏地写出应翻译诗的译本，是为了改变胡适对原著的偏颇批判方向，纠正Welly译本对读者的歪曲（Wu2012:ix）。但是，由于《世本》缺清本第九回的问题，余国藩没有从杜德桥提出取消第九回内容的建议，而是按照作家版补充了唐僧之父陈光蕊的故事。在他看来，陈光蕊的故事是今看百回书《西游记》的第一本出版物--即使不是世德堂本--的一部分，也离不开《西游记》的全部叙述，因为它符合佛教的“善恶有报”和英雄人物经历苦难的传统主题。《人文本》在1980年和2010年进行了两次大的修订，将第九届陈光蕊的故事从本文中提取作为附录，恢复了世本的原形，2012年余国藩在修订译本时维持了1954年《人文本》初版的处理方法。 　　1982年到1986年，北京外文出版社陆续发售了英国汉学家杰纳尔翻译的《西游记》3卷全译本。杰纳尔的译本出版时间比余国藩的译本晚，实际上在1963年至1965年就任中国外文局的译员时，杰纳尔在外国语出版社的邀请下，于1964年底着手翻译《西游记》，而余国藩则迟了6年动笔。1965年，杰纳尔拿着未完成的《西游记》的翻译原稿，回到英国的里茨大学中国研究系执教。但是，1966年“文革”发生后，外国语出版社要求杰纳尔停止翻译，当时完成了30多次译文。《文革》结束后，外国语出版社于1978年再次邀请杰纳尔重新开始《西游记》的翻译。Jenner 1979年回到北京，修改了30多次前的译文，同年将翻译原稿作为全译本的第一卷提交给出版社（Jenner 2016）。迟了3年的1982年，第一卷的译本正式出版。接着，杰纳尔看国内政治形势好转，利用1982、1983年的两个暑假回北京翻译第二卷，利用1984年和1985年的两个暑假翻译第三卷，这两卷于1984年和1986年出版。杰纳尔的翻译过程超过了20多年，中间的《人文本》《西游记》在1980年进行了大的修改，杰纳尔将其改为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作家版进行翻译，1980年代翻译了《西游记》剩余60次以上的情况下杰纳尔没有使用修订版的《人文字》和《西游记》。在这一点上，外国语出版社在General翻译的第1卷《出版说明》（Publiishers Note）中向读者明确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以《人文字》、《西游记》为翻译基础的理由，即作为其依据的《世本》是今见百次《西游记》的第一本。由于Jenner是根据未修改前的“人文本”翻译的，所以在第九次问题中，将第九次陈光蕊的故事植入正文，并不是根据修订版的“人文本”将第九次正文作为附录引出，而是遵循这本书。 　　出版60多年来，“人的教科书”可以说是“最通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笔记本”（印度洪波2015年：132），对《西游记》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古籍整理工作还在探索建设阶段，有些今天可以看到的早期版本在当时很难看到，或者还不为世人所知，所以1954年的《人文字》初版是基础使用在校对文字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足之处。近年来，随着一些珍奇版本的逐渐发行，印度洪波、曹炳建、李洪甫等学者利用这些版本，前后指出“人的文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很多错误，其中由于疏忽造成的低级错误、以及校正材料不足导致的错误。①后者主要是因为当时基于“人的教科书”的基础书，即现在保存在台湾故宫的“世本”不仅存在页面不足、字体混乱等问题，自身也存在很多错误。在当时的整理中，虽然看不到日本其他3本“世本”②和李卓吾评书等明代版，但是如果这些初版作为参校材料的话，“人教材”的错误应该会减少。由于余国藩和杰纳尔所使用的翻译基础都是初学的“人文字”，所以这些误译者有时会意识到，但多数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把翻译本带进来。由于疏忽造成的低级错误，比如第17回有“小怪巡山言祸事，老妖发怒表示神威”这样的词语，“人文字”错误地将“巡”写成音近字“寻”余国藩和日纳尔分别翻译为“The smal imp on patrol announced mishap”（Wu1977:357）和“When the junior demon mountain patrol announced a disaster”（Wu1982:328）①。显然，两位翻译都主动地纠正了“人的文本”的错误。正如第48回叙唐僧被天河阻拦的那样，长篇咏雪诗的上下之间有“好雪”这个字，人的文字将其放入正文中，余国藩的译本（包括修订版）和Gener的译本也将“好雪”嵌入正文中。在校正材料不足导致的错误方面，例如第81届镇海寺僧的话是“一任他莺啼燕语闲斗”，“燕”字是台湾的“世本”不清楚，“人文字”作为“鸟”在逻辑上不通，“鸟”是黄莺的上位语，浅野的“世本”是“燕”本藩按照“人文字”翻译成“We leave the orioles and bird to chatter and bicker by the selves”（Wu1983:93），但杰纳尔认为“Let the orioles sing and other bird chilp in idle strife”（Wu1986:269），杰纳尔认为“黄莺”和“鸟”不能作为同义词并用很明显没有参考其他的初期版本。因此，对“黄莺”和“其他鸟”进行处理，成立逻辑。 　　五、结束语 　　正如苏珊•巴斯特在《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ral Studies）这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上世纪70年代埃文·佐春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the polystem theory）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但是，对这个研究路径的批判集中在“把研究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宾语系统，脱离源语文本和上下文”（Bassnett128）上。确实，在文化翻译理论家或者功能翻译理论家的模型中，源语的文本被“罢免”了。理论家们以翻译文本为中心，着重探讨宾语文化中的翻译本的功能，或者宾语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笔者认为，翻译研究忽视了源国语书和源语文化，实行《西游记》的英译研究乃至中国古典小说整体的英译研究，必须重视翻译的基础书的考弁，明确原版本之间的继承和差异，以及学术史和英译史的关联。只有在这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研究者才能正确且全面地认识后续问题，例如翻译者对小说主题的理解和对小说版本的意识，翻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战略等。 　　加深对源语文本版本史的认识不仅对翻译者使用什么样的基础、为何使用、如何使用，对今后中国古典小说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和方向也有意义。正如曹炳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版本研究不仅对认识一个作品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版本研究也是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对认识一个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曹炳建2012：7）。对于翻译界来说，版本研究自然是未来《西游记》英译事业发展的基础，有助于加深英语世界读者对《西游记》的创作背景、文字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认识。日后，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怎样的善本作为翻译的基础，怎样避免整理书的错误，应该成为今后《西游记》新的翻译书的努力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