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的任务10.0

　　来源：陕西网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的灯塔，它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他们从延安出发，走向东北、走向全国，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中坚力量。 　　北安，是延安干部团的一个目的地。1945年11月15日，195名干部从延安来到北安。在这里创建了老黑龙江省根据地，组织解放东北。这次向北发展，也将革命的延安精神传向北方，使北安具有了源自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基因。 　　七一前夕，当代陕西杂志社与奋斗杂志社重走延安到北安的革命征途，追记这段光辉历史。 　　延安干部团：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代陕西》记者 徐旻禾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此后两天，中共中央就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伪军、解放东北的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1945年9月2日，一支千余名干部组成的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当时进军东北属秘密行动，没有锣鼓喧天的送别场面，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从相关史料记载中仅能找到只言片语，所以这段历史尘封已久，不为世人所知。 　　派出大量干部远赴东北，中央有何考虑？这支干部团的同志们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又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 　　我要去东北 　　“他是干部团成员……”“他也是……”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长期研究这段历史的黑龙江省北安市文联主席牛升海细细地对照着参加“七大”的代表名单，寻找并记录下这些熟悉的名字。 　　△ 图为党的“七大”召开期间代表们陆续入场的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资料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700余名同志代表全国120余万党员，在这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深入考虑了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李德迎介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与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丟了，只要我们再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循着这条思路而来的。 　　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第二号命令中，指示在华北的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 　　8月17日,中共中央电令晋绥分局，所有东北籍的干部和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立即集中待命，准备挺进东北。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从延安中央党校、中央机关、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10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去东北开展工作。 　　干部团成员是党的“宝贝”，远去东北，安全第一。中共中央特抽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一个团、教导二旅一个团，全程护送干部团，使他们能够安全挺进东北，而且最好能“一个都不能少”。 　　张秀山在其回忆录中记述：“原先，中央是决定我和黄永胜带部队去豫西的……中央军委先后派出几支部队由延安南下，并决定我和黄永胜率教导第一旅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毛主席也找我们作了具体部署，正式下了命令。‘七大’后，我们已做好了南下的准备，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我们立即开赴东北。” 　　延安北关的小沟坪，是1945年时的中共中央党校旧址所在地，顺着小路拾阶而上，中央党校大礼堂肃穆而立。 　　根据干部团成员章子冈、余章林等人的回忆，1945年8月下旬，在经过一番准备和动员工作后，赴东北的干部团已初步组成。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里召开了动员大会，中央领导人给干部团做了动员讲话，指出开赴东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直机关干部、中央党校的学员和陕甘宁边区地方干部踊跃报名，东北籍干部更为积极，强烈要求去开辟新根据地，解放苦难中的父老乡亲。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大家的申请，并组成了1000余人的中央干部团，交时任晋绥分局政委林枫率领北进，着手建立战略根据地。 　　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苏雅琳说，当年延安及周边地区创办的干部学校达30多所，这些“窑洞大学”集中培养和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华儿女，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干部保证，也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储备了大批干部。 　　所以当1945年8月中共中央的号召一经发出，广大干部立即热烈响应，纷纷申请报名参加赴东北干部团。 　　后来成长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的赵德尊，1943年9月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并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学习。1945年４月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回忆说：“对于延安的崇敬心情我终生难忘，这种感情，首先来自对革命的崇高理想和信念，来自延安的八路军和党政老一辈领导好的思想作风。”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两年，赵德尊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有了更为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为日后作为干部团成员赴东北开展革命根据地建设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北安市文联主席牛升海通过整理大量史料，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细节：中央党校六部的同志大部分只有20多岁，精力旺盛，而且大多数没有结婚，除被子、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外，行装极少。他们把生产中购置的一些工具拿到市场卖掉，买来挎包、麻绳、鞋子及少许药品立即打起背包，很快完成了行军准备。 　　“东北沦丧14年，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赵德尊等东北青年归心似箭。“我们要到前线去！”非东北籍的干部们亦主动请战。 　　“赵光、张向凌和中央党校六部的其他同学们都按捺不住了，他们纷纷给校部和中央组织部写信，以个人和小组名义请求上前线、请求去东北，信很快得到答复，他们的请求被批准。”牛升海说。 　　著名电影艺术家颜一烟，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下自己赴东北前的激动心情：“消息传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广大师生争先恐后地报名，被批准之后,高兴极了！盼了八年，斗争了八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说是整理行装，哪有什么行装可整的？一条小薄被，几件换洗的衣服，打好背包，准备抬腿就走。我们每个人的背包只有八斤重，可是心里的担子却是80斤，800斤都不止！” 　　通过翻看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往来电报档案，可以发现，中央对进军东北的军队和干部未提任何硬性要求，也未给予任何照顾性的政策，最突出的是一个“快”字。 　　兵贵神速，队伍的出发也是异常迅速，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其实在这样大范围的人员调动中，几乎涉及到每个干部的去留升迁，但没有人讨价还价。一切为了战略大局，一切服从中央部署，上下一致，纪律严明。 　　带着中央的嘱托，干部团成员纷纷收拾行囊，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 　　1945年9月2日，山梁上，川道里，一大早便见有背着行李的年轻干部匆匆赶往延安东关机场。太阳出山时，机场上已集结有上千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机关、边区机关以及鲁艺、女子大学。 　　人们当然知道，他们不是来乘机的。他们是通过积极争取将作为中央派出的干部团，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挺进东北，创建巩固东北根据地。 　　后来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向凌在回忆起当年出发的场面时写道：“这里看不见通常别离时的伤感、叹息，而是一片欢腾。”走的人对留下的人说：“快来，我们在前面给你们号（找）房子。”留下的人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会在前方再见。” 　　用脚步跑赢飞机 　　1945年9月2日，延安赴东北干部团各大队集结完毕，誓师远征。据当年干部团成员王维之回忆，前来送别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再一次做了动员讲话。为了让干部团成员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彭真引经据典，说起秦朝末年刘邦与项羽约定“先到咸阳者为君，后到咸阳者为臣”。以此类比当时干部团的任务，就是“跑赢国民党的飞机”，先抵东北。 　　开始几天，干部团每天行军30至40公里，后来增加到50多公里，有时还急行军达100公里。天气经常骤变，队伍有时还要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夜行军。山路崎岖，大雨不止，队伍就是在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季节里，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向东北进发。 　　艰辛的行程让干部团成员十分疲惫，每到宿营地都倒头就睡，只有一人例外，他是干部团三大队四中队三分队的队员崔扬。 　　崔扬1936年考入山东省济南中华新闻学校，1937年10月参加革命，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东抗日十支队《冲锋日报》主任、《抗战日报》编辑、《冀鲁豫日报》支部书记。1943年他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报名参加了干部团，在极其艰苦的行军途中，一路坚持写行军日记，时间紧他就用笔画下行军生活速写标明日期和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留下了50多篇日记画，为我们整理这段行军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根据崔扬的日记记录，9月中旬干部团来到山西兴县与晋绥选派的干部会合，并进行了集中休整，9月22日，共计1900多人继续北上。 　　此后的行进中，干部团政委张秀山等人多次重申中央指示，要求干部团星夜兼程，务必先达东北。因此，干部团一路不怕千辛万苦，奋力前进。 　　位于绥德县西山寺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是干部团挺进东北途经的重要一站。1945年9月9日，干部团宿营于此，当时的抗大副校长何长工为干部团做了一次全面而关键的形势报告。 　　这一时期的形势可谓瞬息万变，相应地，党的整体战略部署也在迅速调整。干部团行进在路上，但不能远离时事，必须时刻了解形势、明确使命。 　　据崔扬日记，9月9日，何长工向干部团通报了连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发展，要求干部团要“大抓三把”，使干部团全体同志进一步明确了任务方向。 　　9月17日，在山西境内率队加入干部团的林枫为同志们做了形势报告，敦促大家再把行军速度加快一些。为此，林枫提出了新的编队方法，要求骑骡马的、年轻力壮的同志走在前面，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提高干部团行进速度。 　　此后的行进中，每逢形势有新的发展，干部团领导层都及时通报传达，适时开展形势任务教育。 　　进军东北，兵贵神速，“快”字当先。中共中央在一系列电报中，反复强调争取东北是“千载一时之机”“时机万分紧迫”，也多次电令干部团要加快行军速度。 　　9月28日天降大雨，队伍里的所有人都被浇透了，但他们依然冒雨在泥泞中前行，没有丝毫懈怠，就这样1900多人的队伍一天就行走了40多公里。 　　翻阅多位干部团成员的有关回忆文章，其中对干部团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不少描述。从延安到北安，一路上干部团从没有放松过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这支队伍在行进中信念愈发坚定、意志日益顽强，做好了应对一切艰险的心理准备。 　　干部团成员很久没有过军事生活，长途行军对他们来说困难很大。刚开始行军时，干部团进行适应性行军，每天行军30至40公里，之后便逐渐增加行军里程。他们要靠双脚和国民党军队抢时间，谁先到达谁就下出“先手棋”，也就占有了优势和先机。 　　在到达承德之前，干部团基本上都是徒步行军。几乎每天都要爬坡蹚河，途中还翻越了几座险峻的大山，通过雁门关、平型关、古北口等关口险隘。灵邱境内有百十里山路特别难走，当地有“天下十九洲，最怕大营走灵邱”之说。 　　一路连续行军，许多人脚上都磨出了水泡和血泡，挑破了挤出血水继续走，有的都化脓感染了。脚上长了鸡眼，就把鞋子挖个洞，套上鞋一样走。生病打摆子了，依然凭着顽强的毅力跟上队伍走。 　　最险的一段路要算通过同蒲铁路。这里是日伪军苦心经营的一道封锁线，碉堡林立，防守严密，将各抗日根据地之间交通联系硬生生割断。抗日军民深受其害，对其恨之入骨。虽然日本已宣布投降，但这里的日伪军拒不投降，不让八路军从这里通过。 　　虽然干部团做了充分准备，选择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悄悄通过，但还是险象环生，危险万分。躲在碉堡里的日伪军发现干部团后，对他们开枪射击，子弹在头顶嗖嗖乱飞，还派出铁路装甲车前来拦截。干部团不敢停留，只能连续行军，直到脱离险境，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连续行军140公里。 　　11月2日，干部团终于到达沈阳，彭真同志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和我争夺东北的斗争形势，指出国民党在大量收编敌伪残余和土匪，到处抢占地盘，要求干部团迅速到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军队，建立政权，迎接更激烈的斗争。 　　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干部团的同志很快被分配到各地，分到东、南、西、北满的都有，因为任务紧急，分别前许多人连打招呼都来不及，都是接到命令背起背包就走，至于干什么工作都是到地方再谈。东北局命令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带一个干部大队马上赶赴黑龙江，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把黑龙江省根据地建设好。 　　11月15日，历经两个多月风雨征途，干部团最终到达北安。此时，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已至哈尔滨，由于失了先机，只好放弃北上。我党成功抢在国民党前面，接管了北安。干部团终于靠双脚跑在了国民党飞机的前面。 　　越是艰险越向前 　　1945年11月15日，崔扬在日记中写道：“火车开得很稳也很快，茫茫的雪地，一眼看不见村子，满目北国风光，夜十二时抵北安。当夜在省政府大楼住下，从积雪的寒冷的室外，进到有暖气的屋子里，觉得格外温暖。” 　　这列火车上原本有241人到北安去开展工作，路过哈尔滨时，驻军司令聂鹤亭向干部团要干部，干部团把一个小队的军事干部交给他，这样干部团就只剩下195人了。 　　等到了北安，要干的工作太多了：建立政权、平定匪患、完成土改……干部团领导这才知道了干部的宝贵。 　　“去东北就是建立东北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就是进行人民解放战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北安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实际上当时的黑龙江省工委，包括现在的黑龙江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在黑龙江工委的基础上以后又正式成立黑龙江省委，最初的黑龙江省的省级政权，黑龙江省政府，黑龙江省军区这些都在北安地区。”中央党校教授李蓉说。 　　在北安市中共黑龙江省委旧址大门前，一个红旗造型的雕塑格外引人注目，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鲜红明亮。 　　各根据地干部来到北安后，立即着手建立黑龙江省，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完整的省级民主政权，说其完整，是行政区划包含了伪满北安省和黑河省的全部，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00万人。 　　干部团成员，时任黑龙江省工委组织部长的赵德尊当时负责组织带领同志分配到各县。任务重、处境险，所有干部不讲条件，打起背包说走就走。三天之内所有干部全部分配完毕。 　　除部分留在省里外，其余的被分到各县。大县分配五人，小县只分配三人，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县大队长多由干部团成员担任。他们经常身处险境，与敌人斗智斗勇，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黑龙江省根据地创建初期，虽然表面上看就是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但这个过程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实际上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 　　黑龙江省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联系困难。北黑铁路被撤退回国的苏联红军扒掉后，铁路完全中断，交通更加不便。北安与黑河之间仅靠简易公路相通。借助当时的交通工具，从南走到北至少需要三五天时间。干部本来就不多，每个地方分放一点，就像撒芝麻盐一样，力量更分散了，工作难度也就更大了。遇到紧急情况前去增援，时间根本就来不及。 　　当时环境的艰险，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有体现，侯野烽等人接收的报社，坐落于城区的最北端，那里十分荒凉，几里外的屯子里就有土匪活动。 　　晚上睡觉时，大家要在楼梯上堆放上障碍物，枪的子弹推上膛，放在身边的被子里，一人守楼梯口，两人守窗户。有一次大部队外出剿匪，北安警卫部队只剩下不到一个连，所有机关干部夜晚都要轮班带枪站岗。 　　中国共产党人要站稳脚根，最关键、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做好建党建政工作，让红色政权迅速运转起来。 　　1945年11月，黑龙江省政府和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先后成立。 　　1945年12月1日，黑龙江报社成立，第一张《黑龙江日报》出版。创办黑龙江报的侯野烽、章子冈、张向凌、马彦四人都是干部团成员，他们四人都从事过报纸编印工作。 　　张向凌之女张利回忆，为了早一点出报纸，父亲和同事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始排铅字印刷版，好不容易排出来了，但是因为冬季严寒，屋里头没有取暖的设备，纸张总也不干，只能采用土办法，烧炉子来烘烤。 　　因为着急，张向凌帮助工人使劲往里头添火，后来一个技术人员高声一喊，完了！化铅了！所有在场的人全愣了，张向凌站起来一看，铅板的一个角全部塌下去了，这张报纸就等于废了。“我爸爸说当时他就哭了，爸爸一说哭了，我也跟着哭了。后来他们熬到了后半夜，终于重新排版成功了。《黑龙江日报》的第一张报纸是这样诞生的。”张利说。 　　报纸贯彻了省工委的指导思想，促进了工作的开展，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它如暗夜中的灯火，照得人们心中亮堂堂的。 　　1946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安举行，大会通电全国：“黑龙江三百万人民为保卫民主，保卫地方自治与和平事业将奋斗到底。”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研究员崔艳波说，“干部团到北安工作以后面临的困难重重，首先就是匪患非常严重，盘踞在泰安（今依安县）的尚其悦想在泰安建立黑龙江省政府，对当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党决定打掉这支匪患，进行了泰安保卫战，这场战争进行了三天三夜，清掉了这股匪患，北安地区牢牢地掌握在我党的手中了。” 　　随着匪患的快速平定，1946年，土地改革也随之展开，彭真、蔡畅等先后来到北安调研指导土改工作。 　　1947年7月，时任黑龙江省工委组织部长的赵德尊代表东北解放区远赴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介绍黑龙江省土地改革成功经验，被党中央制定土改政策借鉴和吸纳，并向其他解放区大力推广，广大翻身农民积极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踊跃参军上前线，汇聚成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 　　同时，建设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鉴于日本刚刚投降不久，反动势力活动猖獗，解放区尚不巩固，党的组织不公开，省直各单位和各县实行秘密建党。虽然发展的党员数量少，但质量却很高，都是各战线、各领域的工作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1948年春，秘密建党转为公开建党。经过秘密建党、整党和公开建党，党的基层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党的队伍迅速壮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及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 　　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干部。干部团在到达了北安地区之后，先后建立了10余所学校，这其中就包括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工兵学校、黑龙江党政干部学校等，他们先后在东北地区培养了10余万党政军干部，这些干部在东北地区建党建军建政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当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高级军政干部百余人。 　　随着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央决定从东北解放区选调一批基层干部，南下支援全国解放。 　　干部团中范式人、陈化争、史梓铭、王茜萍等都加入了南下干部团，随军到达江西九江地区开展建政工作，许多人担任了地、县领导干部。 　　干部团的到来，从根本上充实了老黑龙江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和工作力量。不仅为以北安为中心的黑龙江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优秀干部，充实了革命力量，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带来了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经验，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和熏陶，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去参加东北、全国解放战争和人民政权建设。 　　当代陕西杂志社奋斗杂志社联合采访 　　《当代陕西》记者 徐旻禾 　　本文来自【陕西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