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国度5.0

　　扁舟 　　在今年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以三内丸山遗址为中心的“日本北部绳文史前遗迹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在这次新增的33个世界遗产中，国内媒体关注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古城。 　　即使是平时就对历史和考古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有人对日本感兴趣，也有人对平安时代（794-192年）以后的“日本”感兴趣。未知的遥远历史遗迹也在视野之外。 　　绳文时代正是“最古老的日本”，其重要意义在我国受到了严重的过低评价，非常遗憾。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远古日本列岛的居民是如何生活的，绳文、弥生文化也给近现代日本的历史叙事，甚至历史进程本身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除此之外，日本考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宣传，在许多方面都能为国内相关活动提供重要参考。 　　绳文遗迹：日本的源流 　　老实说，我很意外的是这次“日本北部绳文史前遗迹群”的注册成功了。结果，日本为了这个原因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可以说花了很多功夫。3年前的2018年8月，和家人一起去日本东北旅行，在青森县的三内丸山遗迹看到了很多海报，甚至还有“世界最大的猪形土制折纸”大会，敦促他们参加这个遗迹群的世界遗产推荐名单，并给予支持。从展示资料来看，2002年8月相关的4个道县（北海道、青森县、岩手县、秋田县）提出了“北部绳文文化回廊”的构想，2009年被登记在日本的登记预备名单中。 　　最终登录成功的这个遗迹群由4道县内的17个遗迹构成，包括大平山元、大汤环状列石、大森胜山、是川和龟冈两个石器时代遗迹等，遗产点包括村落、墓地、祭祀场所、列石和土山，山间部、丘陵、平原、低地、海湾内陆、湖、覆盖着河流等许多地理环境。它们都位于本州岛最北端（青森县8处）和北海道南端（6处），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大概是因为明治维新之前是最荒凉的未开发地带吧。该遗址群的核心是三内丸山，占地40公顷，再加上其他16处只不过102公顷。 　　当然，去三内丸山遗址之前，我对这些不太了解。日本国内对绳文遗迹的介绍很少，中文的日本旅行记也很少将其视为值得一游的“观光地”。我那天在三内丸山也没有遇到说中文的游客。入口的陈列架上有可以免费阅览的中文版小册子，但是稍微看一下，平时谁都没有，所以比日语和英语还多。 　　对中国人来说，绳文时代的“日本”是非常不知名的——不仅文化上的不知名，系统的介绍也极为欠缺。在日本通史的书籍中也有记载，将这个长达一万年以上的时期翻译成考古学家森川昌和的《鸟浜贝冢：日本绳纹文化探根》。森川于1962-1985年参与了被称为“绳文的时间封存箱”的鸟浜贝冢遗迹（约公元前10000-3000年前）的发掘工作。因为这里属于低湿地遗迹，植物性遗留可以保持显眼的原色和形状。考古学中，鸟浜贝冢的发掘成果中有“五大收获”，绳文人的饮食生活、栽培植物、木工技术、纤维工艺技术、漆工技术的奥义得到了阐明。 　　与鸟浜贝冢相比，三内丸山更是完全的集中体现，这是日本最大的绳文村落。这个大型村落大约在公元前3900-前2200年的近两千年里有人居住，出土了4500年前的巨大木柱和代表性的陶器，展示室的墙壁上嵌入了无数的出土陶器。遗迹内还留有完整的环状配石墓道遗迹、半地穴式住宅遗址、儿童墓葬、北之谷（垃圾场），是复原了半地穴建筑、立柱式建筑--三内丸山标志性景观的大型立柱式建筑。 　　当时，在旅程中特意安排这次旅行的是三内丸山在日本现存的最大规模的绳文时代村落遗址，而且还模模糊糊地知道它位于青森市区的边缘，好不容易来了，还是应该去看看。更不用说，旁边有青森县立美术馆，对考古遗迹不感兴趣的家人也可以在那里闲逛。三内丸山遗迹是1953年发现的，大规模的正式发掘是从1992年开始的，2000年被指定为日本的特定史迹，但是青森县立美术馆是2006年刚开馆的，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它的旁边。 　　最古老的遗迹和最摩登的美术馆（美术馆里最受欢迎的艺术家是青森县出身的奈良美智和寺山修司，作品也很出类拔萃）排列在一起，乍一看好像是混在一起的，实际上是合理的。因为从一开始绳文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与现代人的生活无关的历史性的破绽”。 　　1877年，在东京大学执教的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S.Morse乘坐新通车不到几年的京浜线，从横滨前往东京，在现在的品川区的大森站发现了贝冢，从那里发现了原始陶器。陶器上有着稻草绳般的花纹，2年后的报告中称之为Cord markeed pottery，最初被日本学者翻译为“索纹陶器”，后来被白井光太郎翻译为“绳文陶器”。日本从很晚开始进入文字时代（约8世纪中叶出现了片假名），所以上古的历史更加迷茫没有记录，直到近代考古学发掘为止只有传说，以陶器为主的绳文时代遗迹的出土马上就爆发了，其重要性也可以说是毫不为过的。 　　首先，更新对日本初期历史的认识是理所当然的。在日本的历史上，镰仓时代（1192-1333年）到中世是一般的，以前是“原始”和“古代”的时期--正如井上亘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漫长的黎明期实际上占日本史的94%。把绳文时代定为公元前13000年到400年，仅绳文时代就占84%，没有考古遗迹，无法重建这段历史。 　　进一步说，这个“客观真实的历史”的出土，为改写日本历史，批判地认识日本的正统历史观和政治语言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思想史学家小岛毅强调，现代的“日本”实际上是由这些文化思想观念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所谓“日本国”，不仅是地理性，也不是自然界有日本列岛才存在的国家。这是一个基于记录下来并在人们心中记住的“日本历史”而产生的文化基础而形成的国家。所以，我在前作中没有接触绳文时代。在绳文时代，现在我们生活在称为“日本列岛”上的人，应该没有自己是“日本人”的意识……如果没有《古事记》、《日本书纪》，日本就不会是现在的日本。（《东大爸爸写的日本史》，中译本第2页） 　　绳文人是日本人的祖先，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日本人”，其存在本身就促进了批判性的新历史观。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那样，在被基督教化了一千多年之后，希腊·罗马时代的异教精神突然被重新发现，为反省现在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在中国也一样：1926年《古史弁》第一册登场，无疑受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刺激，让顾颉刚等“古史弁派”怀疑“三皇五帝”之类的正统信仰不过是传说而已。 　　但是，这种追求客观历史而写的思潮从战前就爆发了，日本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是将“记纪”神话作为真实事件的“国史”，1940年隆重纪念“建国二千四百周年”（源于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开国的传说）灌注“忠君爱国”的日本教科书的历史记载，从绳文时代开始成为了“日本史”，彻底清除了围绕皇国历史观的意识形态。 　　与中国不同，考古发现并不是为了补充和反省历史认识，出土的绳文陶器、陶俑从文化、审美方面提供批判的思想资源，借用现在的流行用语，可以说是“以绳文考古为方法”。1960年代初，艺术家冈本太郎强调日本真正的民族传统是勇敢的绳文式文化，反对后世的浮华艺术风格。冈田武彦在《简朴：日本文化的根本》一书中也认为，陶器的图案是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变化，是“简化的过程”，古坟时代的陶俑是“这种简化达到了极致的标志”。 　　吉野里：日本是在这里出生的吗？ 　　绳文时代的日本列岛居民依然过着分散的捕鱼-原始生活，这不能养活大量的物资和人口，无法收集。三内丸山遗址是日本现存最大的绳文时代的村落，占地也不过40公顷，在中国人看来非常小。公元前400年左右到弥生时代，日本出现了更大的村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可以在九州佐贺县的占地面积117公顷的吉野里遗迹——三内丸山徒步参观，而在吉野里则必须乘坐游览车。 　　大体上是三内丸山的3倍大小，但是吉野里的入场费并不是那么贵（成人460日元，三内丸山410日元），几乎只有良渚迹的1/3。吉野里历史公园在2001年开园第一年就有68万人到访，今年4月21日开园20周年之际，累计有1243万人到访，在新型日冕病毒发生前的几年内，吉野里历史公园几乎维持了70万人以上，去年减少到了40万人。这些数字不及各个绳文遗迹。三内丸山遗址在2019年只参观了19.23万人，但由于去年疫病的冲击，从6成锐减到7.56万人，只不过是吉野里的一个。 　　吉野里如此受欢迎，绝非偶然。与三内丸山不同，它集考古文化和游乐园功能于一体，有严格的遗迹保护，也有设计完善的观光路线。现在在国内，很多考古遗迹公园（良渚等）也在模仿这个模型，但是在日本运营更加成熟，不管周边产品的开发、收费体验项目，都会进行更加细致的专业化。根据2009年的统计，39.5%的游客到吉野里观光，26.0%的游客去历史探访，11.8%的人去学习体验，6.4%的人去做勾玉，4.1%的人去散步，3.6%的人来“野餐”。 　　要让人们对远离现代生活的考古遗迹感兴趣，硬邦邦的说教是没有效果的。这不仅要注重生动的展示，更要注重体验历史文化。在这方面，日本人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认真：吉野里区域内的所有植被都完全模拟了出土的弥生时代的植物再栽培，绝对看不到像西红柿那样后来引进的外来种。当然，更重要的是体验工房的各种定期课程，按照当时的工艺制作染色布、陶器，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勾玉的制作--每年不满4万人专程来到吉野之中。 　　在三内丸山的出土文物中，几乎看不到金属器具、兵器、拐杖、玉石，是以陶器为主的原始平等社会。但是，吉野却大量出现了这些。北坟的丘墓（距今2100年前）集中埋葬了当地的首领，表示有“王者”。吉野里也是日本现存最大的环壕村落，据推测在公元3世纪的全盛时期有可能聚集5400人，无论建筑、文化财产、社会组织形态如何，都比三内丸山更加复杂先进，一部分学者甚至称之为日本最早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自1986年发掘以来，提出了“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出现的邪马台国（Yamata、日语“大和”的音译）的可能性很高的假说。换言之，这里也许是“日本”这个国家真正的诞生地。入口的展示架上有很多相关的研究书。前几年，流行的邪马台国九州发起了挑战，学术界认为至少卑弥呼时代的日本政治中心向大和移动，奈良县樱井市的筷子墓古坟才是卑弥呼的坟墓，宫内厅也将其作为“陵墓的参考地”。但是，即便如此，吉野到处都有卑弥呼女王的身影。他是记录在正史上的最初的日本统治者。 　　在日本的历史上，拥有壕沟、围墙等大规模防卫设施的城镇密集时期只有两个，是弥生时代和战国时代。这样的防御系统是社会冲突激烈的建筑学反应，表明了在以往的社会秩序崩溃后，在激烈的冲突中酝酿出了新的国家形态。但是，弥生时代出现这样的大型环壕“城市”，首先意味着当时的生产力能够培养大量的人口。 　　绳文时代，日本列岛的捕猎居民只有分散在一起才能维持生存，无法达到产生“国家”的临界条件。根据山内清男的估算，绳文时代在列岛生活的人口约为25-26万人。小山修的估算更加悲观，到绳文晚期（纪元前5世纪）为止共有7万6000人，弥生时代（前4世纪-公元3世纪）约有60万人，古坟时代（250-710年）则出现了540万人的成熟王权。井上亘认为，绳文时代分散的“村”（mura）进入弥生时代后发展为“国”（kuni），开始使用以铜铎、铜剑等为代表的青铜器和铁器，社会组织复杂化，竞争激化，战争也开始了。 　　为什么弥生时代会产生飞跃性的变革呢。很多学者相信，中国大陆的战国末期发达文明与朝鲜半岛、向日本列岛扩散有关。日本人类学者陶原和郎使用人口增殖模式的运算方法，推测纪元前300-纪元600年（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从大陆来的人从40万人增加到150万人。 　　不管当时的移民数量如何，他都是技术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人，无疑也与大和朝廷势力的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出现了徐福东渡的传说，虽然不一定是信史，但很有可能是无数大陆移民经验的缩影。安志敏是种稻、干栏式建筑、 　　现在，作为日本最典型的文化象征的寿司、鸟居直到弥生时代都不存在，但很有可能是从长江下游的稻耕民族那里借来的。更重要的是稻作文化的进口，在日本社会形成了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文化，从而支撑着人口密集。2003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对北九州弥生时代的遗物年代进行了调查，发现北九州在公元前10世纪开始了水稻耕作，弥生时代的开始比之前断定的时期早了500年。中国的殷周革命的动荡给北九州的水稻种植带来了机遇。 　　1975年，美国学者克里斯蒂·特纳二世（ChristyG.Turner II）通过古人的齿形比较，提倡日本列岛的人们的“双重起源-混血说”，日本列岛的居民中同时存在巽他型（Sunndadonty）和中国型（Sinodonty）这两种齿型的人，绳文人和阿伊努人是巽他型、弥生人和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从现在的考古学证据来看，弥生文化的新势力是从西南输入的，向北扩散很慢，北海道的阿依努人留下了很大的绳文时代原住民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元素，留下了自己的基因池。换言之，现代日本人实际上是混血的弥生人的子孙，真正的纯种土著（接近绳文人的阿伊努人）濒临灭绝。 　　因此，日本一直被视为孤立的文明，但是弥生时代的考古学发现，实际上和其他文明一样，是在加强与外部的交流，大量进口先进文明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不仅仅是日本这个国家的起源问题，还包括了“日本人”这个集团的起源。大和民族有着“单一民族”的神话，弥生时代的考古学让日本人认识到，大陆移民的血液很有可能混在日本人的基因库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的遗迹看上去和现代生活没有关系，但出土给日本人的历史观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大大地重新定义了“日本”和“日本人”的内涵，让人反省最初的意义是什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打破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神话。仅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低估了这些日本考古文化的重要性，对国内的了解不仅不多，而且太少了。 　　责任编辑：时钟来源 　　校正：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