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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汉文：海上封锁：历史经验、战略功用和现在的效果 　　作者：葛汉文、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出典：世界经济政治ー2022年第1期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摘要：海上封锁是影响世界历史和国际安全局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些重大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一部分海权国家战略形成的惯例手段。特定国家利用海上武装力量（甚至民间力量），单方面隔离其他国家的特定空间地区（通常是海岸、港口、航路），阻止该国和中立国的军用或民用船只自由出入，破坏被封锁国家的安定，削弱军事潜力，最终大幅改变政策。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发展，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背景下，美国战略学界开始激烈讨论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要求在大国竞争、甚至未来战争中损失较小的情况下占优势。海上封锁有很多战略优势，同时自身也有很多制约因素和战略短板。大量出现关于海上封锁的议论，与和平发展的潮流相反，对国际安全形势的整体缓和也极为不利。 　　关键词：海上封锁；美国中国战略 　　“海上封锁”是敌对行为，是指特定的国际行为体利用其海上武装力量（甚至民间力量）单方面隔离一个国家的特定空间区域（通常是那个海岸、港口、航路），阻止这个国家和中立国的军用或民用船舶的自由出入。在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中，封锁，特别是海上封锁，是一些海洋国家，尤其是具有明显海上优势的国家经常运用的战略手段，在7年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和2次世界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一些战争胜负和和平时期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自从20世纪初作为海上强国兴起以来，美国已经习惯了明显地将海上封锁作为战略构筑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随着国际权力分布状况的剧烈变动和国际安全局势的复杂发展，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实施海上封锁在大国竞争中阻碍、削弱、甚至取胜近年来成为美国战略学界激烈争论的几个热门议题之一。坚持这种顽固的“零”效果，逆时代而动，极其危险的思维理论在美国战略学界再次蔓延，特定国家（特别是世界主要国家）战略决定的影响，严重毒化了当前世界和平发展的气氛，加剧了地区安全保障紧张局势特别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一、海上封锁的历史、特性和战略意义 　　在战争或和平时期，对敌人的特定空间区域实行封锁，特别是海上封锁，取得某个战略的利益，是具有悠久历史、比较常见的战略类型。海上封锁的目的是封锁敌人的军用或民用舰艇，孤立敌人的防守，阻断敌人的海上交通，削弱敌人的战争潜力等。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个海上封锁例子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博洛皮尼萨战争期间。在纪元前最优秀战略巨匠之一的伯利克（Pericles）的优秀计划下，雅典及其所属的蒂罗同盟坚持以占显著优势的海军对波罗奔尼萨同盟实施海上封锁，通过配置战舰巡逻敌人的海岸线把敌人的舰队包围在港口，扰乱敌人的海上贸易，使敌人的舰队战斗，破坏对方的经济，震撼人心，最终使对方屈服。 　　进入航海大发现时代以来，随着海权势力的大崛起和其战略优势的逐步显现，欧洲的海洋国家开始重新认识海上封锁这一古老战法的战略价值，引入了本国的战争实践和战略构筑过程。特别是18世纪以后，主要以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为代表，利用优势的海军力量对敌对势力展开海上封锁，用自己擅长的方法，以小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成为英国参加战争的主要风格，上升到那个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雅典海军在博洛皮尼萨战争中的做法基本一致，英国在7年战争（1756-1763）中近距离封锁了法国的主要港口，不仅阻止了法国舰队的出港，还阻断了在加拿大作战的法国军队和本土的联系。另外，通过扣押和捕获企图通过封锁的商船，阻断了法国的许多海上贸易，严重打击了法国整体的经济，最终为赢得战争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帮助。 　　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期间，英国再次将海上封锁作为协助陆上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平息北美殖民地的叛乱。但是，与7年的战争不同，英国海军对于波士顿、纽约等殖民地的主要港口，甚至北美殖民地的沿海地带（特拉华和切萨克湾）整体封锁，几乎没有直接的军事目的（因为殖民地没有海军），主要阻止外来援助这是出于间接削弱陆军实力的企图。同时，英国特别希望截断殖民地和外部的海上贸易，给殖民地社会的经济生活带来混乱，打击殖民地的士气和持续战争的意志。不仅如此，从独立战争结束到英美战争（1812-1815）爆发为止，在非战争时期英国也对美国实施了严格的海上封锁和禁运政策，英国海军的船只封锁了美国的港口，不断逮捕和扣押了美国的贸易商船。这是美国向英国宣战，引起英美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 　　几乎同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中，将海上封锁作为打击法国的决定性手段。战争期间，英国海军严密封锁了法国所有重要港口，并将法国舰队困在了港口。法国舰队突破封锁的尝试是拿破仑战争中许多重大海战（最有名的当数特拉法加海战）的直接导火线。英国在这些海战中的胜利不仅消除了法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还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世界性海上霸权。海上封锁所起的战略作用不限于此。英国的海上封锁几乎完全切断了法国获得外来资源的途径，最后他说：“城堡好像因为封锁而陷落了。”。不仅如此，英国的封锁也给法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使拿破仑发布柏林敕令，迫使其他欧洲各国遵循英国对大陆的封锁系统。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俄罗斯帝国退出这个系统，让拿破仑发动俄罗斯征伐战，最终受挫的重要原因。 　　随着国际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的快速发展，海上封锁对特定国家的战争实力的影响越来越破坏。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英法两国的海军对俄罗斯实施了海上封锁，为两国包围并攻击塞巴斯博尔要塞提供了战略便利。在美国内战（1861年-1865年）期间，北方海军对南方邦联合实施了严密的海上封锁，对南方经济构成了毁灭性打击，为北军赢得内战胜利提供了绝好的助力。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双方采取了海上封锁政策。日本海军封锁了旅顺港，俄罗斯封锁了向日本提供物资的中国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英国海军阻断了同盟国，甚至是中立国的船只，继续搜查和扣押，加强了德国的封锁。德国由于反制，1915年2月在不列颠群岛周边宣布为作战区域，进入该区域的船只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受到攻击。德国实际上借用了新的军事技术（潜水艇、鱼雷等），用不对称的方法在英国展开了新型的海上封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上封锁依然是交战的两大集团惯用的作战方式之一。虽然封锁形式与一战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封锁作战的任务区域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大幅度扩张，大西洋全体乃至大部分太平洋都成为敌对各国海军开展封锁和反封锁作战的主要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上封锁在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进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战后海上封锁的主要实施者。冷战时期最有名的海上封锁是美国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禁运、封锁和海上包围。特别是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近距离、远距离封锁行动，尤其是水面作战舰截断了苏联和其他苏东集团的民用舰艇，起火警告，使世界紧张局势极为激化，使世界陷入了核大战的边缘。越南战争（1964-1975）期间，美国海上封锁越南民主共和国，切断了越南北方从海上接受任何外来援助的可能性。在海湾战争（90-1991）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封锁了伊拉克，阻止军用物资通过波斯湾和红海输入伊拉克，为多国联军在战争中获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从许多历史案例中，可以概括一些关于海上封锁的一般解释：首先与“制裁”（基于相关标准，谴责、惩罚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某些行为）、“禁运”（禁止向某国出口，禁止从该国进口全部或一部分商品）等概念相比，海上封锁作为特定的军事行动，意义相对具体。同时敌对的意义也更显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的国家，一般来说经济实力（资源和工业基础）很强，拥有足以控制海洋的军事力量，能够确保中立国家的服从的国家很多。封锁行动的目的是，风险不高，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破坏被封锁的国家的安定，削弱军事潜力，最终大幅改变政策。 　　接着，就作用期间而言，海上封锁可以分为战争期间的封锁和和平时期的封锁。前者明显属于战争行为，后者是非战争的敌对行为。根据封锁地区有所区别，海上封锁可以分为近距离海上封锁和远程海上封锁。海上封锁的意图分为对军舰的封锁和对商业活动的封锁。前者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敌人的海上贸易，为了实现特定海域的控制，阻止对方的海军舰艇出港。当然，在很多历史性的案例中，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两个意图经常兼备。 　　再次，海上封锁是确保海洋控制权的两种方法之一（另一种是舰队决战），是海军的基本行动方式。海上封锁涉及复杂的外交、经济和军事问题，特别是法律问题。执行海上封锁行动的难度与封锁实施者和封锁海军的实力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了封锁国家海上贸易水平、海岸线长度、港口数量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海上封锁的战略效果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对于海洋依赖度高、海上贸易活跃、海洋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说，海上封锁显然可以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海上封锁行动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封锁国实行封锁行动的方法和力量，还取决于第三方和中立国的态度和行为，在很多历史事例中反复确认后者更重要。 　　在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海上封锁在许多战争，甚至非战争时期频繁出现，是一些国家在军事乃至国家战略的成功中发挥的显著的助益作用，引起了战略学界的极大关注。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麦韩曾在美国内战中对南方邦联执行过海上封锁任务，因此深刻体会到了战争时期和平时海上封锁有可能完成的战略作用。作为海权论的主要叙述者，马汉极力强调海权的获得对特定国家的生存、强大乃至霸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马汉看来，世界强国的兴盛、发展和衰退，直接关系到海权的获得和丧失。对特定国家实施海上封锁，“严重妨害该国的贸易，给该国带来痛苦”，成功地将敌人的商船和海军战舰困在敌人的港口，在敌人的战舰想要逃跑的时候在海上歼灭。因此，海上封锁行动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封锁国和被封锁国的海上商业、财富和资源，还对特定国家是否能发芽、培育、巩固海权具有决定性意义。 　　现代著名的战略学者里德·哈特（Liddell Hart）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海上封锁在国家战略形成上的重要意义，但在其论述中，他将海上封锁打破敌人的平衡，使敌人丧失对抗的忍耐力，将其视为没有成功希望的大战略手段之一。哈特是波罗奔尼撒战争中伯利克里制定的，主要利用海军对波罗奔尼撒同盟港和海岸实施封锁和两栖袭击，在陆地上采取守势，避免地面决战的战略被视为比较高级战略的应用，是消耗战略的典型形式是采用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以打破敌人的平衡为目的。让敌人丧失战争意志，产生决定性的战果。的确，正如哈特先生所说，从许多海洋国家，特别是海权优势国家来看，海上封锁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的成本-收益比高的战略行动，不会陷入没有胜利希望的地上战争，可以以小的代价实现战略目的。同时，出动海军实行近距离封锁行动，可以向敌人展示自己强大的物质优势，从而心理上给对方施加压力，让对方考虑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遵从自己的要求行动，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哈特早就想证明战略所建立的完美境界在于不需要任何严重的战斗而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孙子的解释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海上封锁是用最低限度的暴力发动战争的典型，被认为是节约有效的方法。 　　二、美国海上封锁经验和主要规律 　　美国对海上封锁的历史经验是从和英国的斗争开始的。在美国爆发独立战争之前，英国海军对北美殖民地开展了贸易禁运和海上封锁。根据学者的统计，英国对北美主要港口和海岸线实施了477个月的封锁行动（1775年4月17日至1814年12月24日缔结“gent条约”），但是英美两国间的正式战争状态（独立战争和英美战争）没有超过126个月。独立战争结束后，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对美国的禁运、海上封锁、美国商船和水手的扣押，是美国向英国宣战并引发英美战争的重要缘由之一。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海军建设的加速，美国在海上封锁作战时，也开始了平时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特别是美国内战，不仅形成了“美国式的战争方式”（American way of war），对于联邦海军对南部邦联的整个海岸线（从弗吉尼亚到伟大河口）的封锁和战争进程的有利促进美国在此后1个多世纪运用海上封锁为推进国家战略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与之前英国的北美封锁不同，内战中的北军海军的南方海岸线和港口（查尔斯顿等）的封锁，不仅违反了巴黎宣言的相关规定，还体现了更加鲜明的“攻击”色彩。海上封锁不仅完全阻断了南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的商业联系，也给南方农产品（棉花、香烟、谷物）的出口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最终演变成了对南方主要港口的海上军事攻击。考虑到北军海上封锁在内战过程中所发挥的显著战略作用，由于陆上战局长期胶着，也有学者断言：“如果没有海上封锁，南方很有可能取得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频繁地将海上封锁作为战略形成（特别是战争中的战略形成）的有效方法而开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封锁日本海上，运用潜水艇袭击、航空母舰攻击、广泛布雷等方式，成功阻断日本本土和北朝鲜等海外占领地区的海上联系，实质上对日本进行活动，赢得了商业战争。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初，日本商船队的总吨位约为600万吨，战争结束后减少到了150万吨。在日本受害的商船中，总数的55%被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军潜水艇击沉。被庞大训练的潜水艇部队是美国除了原子弹以外打败日本的最有力的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也频繁运用海上封锁手段，作为实现世界战略的第一选择之一。特别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在“不反应”、“外交压力”、“秘密接触”、“古巴入侵”、“空中打击”、“海上封锁”这6个应对策略中，选择了海上封锁，使苏联从古巴撤出核导弹。麦克纳马拉防卫大臣说：“海上封锁是有限的压力，可以根据情况逐渐增压。同时封锁是明显的强大压力，可以让对方理解。最重要的是，美国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10月24日海上封锁命令生效后，美国海军的大量战舰只构成了两条封锁线。以古巴东北端的我的海湾（Cape Maisi）为圆点，沿着半径500英里的圆弧进行了封锁任务。另外，为了阻断并跟踪和检查怀疑向古巴运送攻击武器的苏联船只，很多海军舰艇只配置在封锁线的外围。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11月初苏联陆续从古巴撤退了弹道导弹和其他攻击武器。在古巴的导弹危机中，美国的海上封锁行动最终迫使苏联让步，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对危机的最终解决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现代著名战略学家托马斯·谢林认为，所谓“威慑性威胁”（deterrent threat）无法阻止苏联对古巴的核武装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海上封锁是极为成功的“驱逐性威胁”。 　　冷战时期美国进行的大规模海上封锁行动发生在越南战争时。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了通过海上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石油、弹药等物资的补给，不得不特别在漫长曲折的越南海岸线进行海上封锁。在切断开往越南港的外国货船，击沉或捕获企图通过海上封锁线的越南北方船只的同时，1969年美国在越南北方最主要的港口海防和主要的自来水实施了大规模的布雷。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400多艘船只到达海防港，外来援助通过海上运输向北运送。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估计，1971年越南北方进口了超过250万吨的物资，其中85%的物资来源被海上运输，大部分被运送到海防进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1972年5月开始的8个月内，在香港、广溪、荣市、清化、锦普、洞海等北方港口水域配置了11000多个水雷，几乎完全切断了越南北方的海上交通。尽管如此，由于外部援助船可以通过中国南方的港口和柬埔寨的什哈努克港卸货，通过陆路运输到越南，所以美国海上封锁的最终效果仍然存在很大的疑问。 　　20世纪最后美国进行大规模海上封锁行动的是以海湾战争中的美国为首的等多国籍联合军的伊拉克封锁。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661号决议，禁止伊拉克或科威特出口或运输任何商品或产品，同时禁止医疗用品和食品以外的任何商品和产品进口伊拉克或科威特国内。与越南相比，伊拉克几乎是内陆国家，出海的通道相当有限，海上封锁的困难相对不大。美国等多国籍军以切断出入伊拉克和科威特港的船只及其搭载货物、破坏、登船检查等方式进行军事封锁。1991年2月28日的地上主要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也维持了对伊拉克的海上封锁，“确保了阻止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的能力”。这种情况下，由于大量水雷、未爆炸物（UXO）和封锁战舰的存在，造成了波斯湾北部海域，尤其是对伊拉克的海上交通完全停滞。这种情况只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争结束后好转了而已。 　　总结南北战争以来美国过去的海上封锁行动，大致显示了以下几个特征和法则。一是，美国明显习惯了将海上封锁作为构建对外政策和战略的重要手段，完全基于本国战略的需要自发发起，其中很多没有国际法理的根据。作为NO.1的海上强国，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发动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海上封锁行动（或主导性地开始了）。据统计，从1970年到1998年共计120件禁运和封锁行动中，65%开始在美国。与此相对，下位席的西欧各国的禁运和封锁只不过占总数的22%。除了像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样规模有限的战争之外，战后美国的海上封锁行动大多是不正式宣战而发动的所谓“和平期封锁”。在国际法中，要注意对主权国家的海上封锁是战争的形式，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作战行动。除了少数受到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封锁行动（例如对伊拉克科威特入侵的禁运和海上封锁），美国战后发起的多数封锁行动（特别是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以及最近反对摩洛斯政权对委内瑞拉的海上封锁）这是单方面或纠正同盟国的对外强制行为，也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同时也没有相应的国际法依据。基于这样的理由，美国在进行海上封锁行动时，意图称之为“隔离”而不是“封锁”，打算“回避”对应的国际法问题，但是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的做法具有最典型的意义。 　　第二，对于不同行动场景和不同类型的对手，美国大多数人都要求灵活选择行动方式，实现最佳战略效果。作为“和平时期封锁”的典型例子，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为了避免与苏联直接军事冲突，在美国海军内部，苏联船只突破封锁线，拒绝返航的话，美国海军可以射击舵叶和推进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要注意避免生命损失和船只沉没。但是，在越南战争中，战争期间，美国海军在执行封锁任务时采取了攻击性的行动，因此不仅在南越海岸线、湄公河河口、泰国湾等海域，还截断、击沉、捕获了越南北方很多“渗透”的帆船和橹。1969年以后，为了尽可能直接有效地打击北方战争的潜在力量，美国威胁外国舰队，包括面对越南北方主要港口和海岸线的大规模布雷，对所有船只进行无差别杀伤，前往越南北方港的中立方船。 　　第三，在开展海上封锁时，美国高度重视第三方的作用，多采用说服、威胁、甚至直接运用武力等方式，要求第三方争取对乙行为的支持（至少不反对）。事实反复证明，海上封锁能否取得预期的战略效果取决于第三方。南北战争中，美联邦政府宣布封锁南方海岸线，同时着手解释与英国、法国等南方国家有贸易关系的欧洲各国，反复进行谈判。在美国的积极努力下，英法两国对北朝鲜封锁的态度从最初的“深深不安”转变为最终的“勉强接受”，虽然相继宣布中立，但给两国自身的利益带来了一定的损害。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于1972年5月8日宣布，通过公开途径，将以大规模的布雷方式对越南北方的主要港口和海岸线进行海上封锁。这个目的在于防止第三国（特别是越南主要援助者之一的苏联）船只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误伤，给美国的封锁行动和两国关系带来重大损害。在水雷威胁面前，大部分第三方的援助之后，大多是经由陆地运输的。 　　三、对中海上封锁：可能性及其悖论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激烈变动，美国以巩固世界霸权、维持“全球领导力”、挫败“修正主义国家的国际排名变更”为目标，以中国为最高层战略的敌人、政治、在经济、安全、外交、文化、科学技术等“全政府领域”，积极地与中国展开战略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海上封锁来应对大国竞争，在未来的大国冲突中取胜的话题引起了美国现在的战略学界的积极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与美国长期处于重要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美国战略学者所想象的主要封锁对象之一。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效果的积累和国家实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绝”（A2/AD）能力的显著增强，美国的战略学界不断地表现出中国军事实力的上升和区域实力平衡的所谓“破坏”。关于未来中美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冲突的判断和构想也开始大量出现。总的来说，美国的很多战略学界认为，美国以前主要以战胜反恐战争为目标的军事战略现在远远不能应对中国军队发展带来的挑战，所以有必要调整其军事战略。因此，提出了3个目标、路径、利害不同的战略模式，供美国决策界参考。特别是“海上封锁”战略的提案，特别引起了美国战略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论。 　　从许多美国的战略学者来看，相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现在美国的主要战略优势之一是对现在的海洋等“世界公域”的秩序，特别是对世界主要的海上商道和战略咽喉通道的长期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英国宣布从瑞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出武装力量后，美国海军实际上控制了连接东亚和中东的主要海上航线，同意了该地区许多国家和海军和部队的加入协定。在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背景下，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信任海上贸易和海外能源进口，美国通过将海上和空中武装（主要是海军）结合起来，可以封锁“第一岛链”防止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在第一岛链内外设立海上禁止区域，阻断对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超级油轮和超级巴拿马型货船，没收、销售可疑船只，绕行这些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美国阻碍了中国大部分的海上贸易，严重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无法正常获得必要的物资，最终不得不回到谈判的桌前，有望取得胜利。同时，考虑到中国“反介入/区域拒绝”能力的提高，近距离封锁与中国有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必须铭记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舍·内尔森的名言“一艘战舰只有愚蠢的极点与陆上要塞作战”。美国和同盟国的海军主要在中国军事打击能力范围外行动，在远离中国的海峡和咽喉要道上阻止中国海军太平洋前进的同时，扣押、捕获进出中国的商船，避免与中国的大规模军事直接冲突。 　　美国的战略学界现在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随着中国武装力量现代化的发展，西太平洋地区的攻防平衡发生了防御有利的决定性转变。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陆基火力面前，美国将火力和武装力量投向中国大陆的成本很高，美国为了维持海洋控制的努力也面临着极其困难，不希望价格高涨。因此，与“大陆打击”（Mainland Strikes）和之前的“空海一体战”的概念相比，海上封锁的战略优势主要是美国不需要袭击中国大陆的指挥中心、雷达站、陆基导弹发射场，不需要对中国大陆造成军事打击也没有必要在“第一岛链”内采取海上军事行动。相对成本（或损失）小，收益高。同时，这个战略对同盟国的要求也不高，美国的一些同盟国和合作伙伴国的海军可以参加封锁行动，但是这些国家没有积极攻击中国的军事力量，所以中国不会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抑制或军事攻击。另外，与直接攻击中国大陆的军事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相比，海上封锁比较平稳，在避免战争升级（核升级）的同时，不会使美国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消耗战。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阻断中国及其贸易伙伴与石油、天然气及其他资源源的联系被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是与中国战略竞争甚至在未来大战中打败中国的最佳和成本最低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期待以零伤亡和小伤亡获得决定性的收益。这是李德·哈特极力推荐的“绝好战略”。尽管有很多想象的好处，但是很多学者不得不承认，美国认为可以通过“轻松不流血”的海上封锁来战胜中国的构想。在低估海上封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政治挑战的同时，严重低估了封锁自身的战略价值。首先，对美国海军来说，远程封锁中国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大隅海峡、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巴士海峡、南海、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等海上要道必须受到有效且不断的控制。这对于因为执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FONS）能力而受到严重借出的美国海军来说，将是更严峻的挑战。其次，实施对中海上封锁将对美国自身的实际利益和国际形象产生重大冲击。在几乎不可能授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情况下，美国对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展开了海上封锁，远远超过了接受国际社会的底线。特别是这个国家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与美国也存在着史上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要再次实施对中海上封锁，必须得到第三方的大力协助。虽然仍然保持着唯一的世界性海上力量，但是中国海军的实力不断增强，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必须借助海上同盟国的力量。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必须得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非条约同盟国的支持（至少默许），其中很多国家的政策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与这样的问题相比，美国决策者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怎样的形势下（和平游戏、有限的冲突、大规模的战争、核大战），美国能决定对中国的海上封锁。一个是，在和平游戏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经济高度依赖如果美国封锁了中国，自身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二，在有限的冲突背景下，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是生死攸关的利益，而是保护重要的利益，为了保护这个利益，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自己也要付出同样的高代价，不吃亏的可能性很高。第三，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核战争，就没有必要考虑实施海上封锁。第四，只有在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美国认定自己的核心、生死攸关的利益正在接受中国的挑战，美国冒着更大的风险，承受更大的负担，付出更高的代价来赢得战争，才能发动封锁。同时，只有在认定不能迅速、决定性地打败中国、通常战争拖长、进化成“消耗战”的前提下，美国才能考虑实施海上封锁。综上所述，美国在特定场合下，必须考虑在“维护其重要利益”时实施封锁，同时承担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必将受到的巨大损害，中国可能出现的军事反抗此外，还要对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必须得到盟友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全力支持。缺乏这样的前提。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即使美国想要冒险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也很难达成预想的目标。 　　不仅如此，纵观历史，海上封锁对战争进程和历史演变的影响实际上是夸张的。虽然被众多战略巨匠反复吹散，但海上封锁是军事成功的一部分，经常产生意料之外的政治结果，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不是战略和战争胜利的关键。成功的海上封锁可以为陆上战的成功创造条件，但仅仅封锁自己是不能赢得战争、完全实现战略意图的。从奥古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7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不是海上封锁而是陆上战场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因此，菲特雷特大王和库图佐夫、布鲁塞尔、惠灵顿公爵的军事天才被贬低为英国海军战略的副产品显然是错误的。例如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海军对法国海军的封锁“无法证明对法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造成了实质性打击。法国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但并不意味着资源和耐力在危险中减弱。因此，不存在……英国的海上力量对法国的扼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轻松不流血”的海上封锁可以打败一个国家（特别是陆地大国）的断言，深刻低估了海上封锁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政治挑战。历史上，单独进行海上封锁，使一个国家屈服，但实际上成功的例子却很少。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对斯巴达的海上封锁到20世纪美国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海上封锁，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因为这样的理由，很多美国学者也承认“不流血的远距离封锁”并不是让中国屈服于美国的良药。美国将来真的要向中国施加海上封锁，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即自身在道德上、现实上，也不能给国际经济和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国家形象带来严重的破坏。同时，海上封锁是胜利的有效辅助手段，但绝不是秘密武器，也不具备一部分学者眼中的“不可思议的效果”。在封锁过程中，美国的国家资源运用达到了极限，伴随着未知的外交和军事风险。要牢记历史：确保战争胜利，确保国家战略成功，单独发动海上封锁，过去不能完全奏效，将来作为独立战略继续失败。 　　四、结论 　　世界历史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随着许多事实和趋势的强烈发展，国际权势体系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发展无疑进入了重要的历史时期。现在，海上发生了抬头中潜在的世界强国和致力于维持相对衰退的霸权的国家之间的大部分摩擦，两国间的战争主要由海军间的冲突引起。特别严重的是，在这两个大陆间规模上，相互激烈竞争，拥有核武器的强国严重依赖于海上贸易。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崛起，得益于海上贸易和海外能源进口的顺利化，是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的。这种历史上罕见的情况的存在，是近年来在美国战略界广泛讨论海上封锁对中国的假设的直接原因。 　　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封锁最快地阻止了敌军军舰的出海，从阻断敌人对外贸易的军事战略中，覆盖了平时和战争时期，逐渐向更高层次的战略模式转变。特别是1962年导弹危机期间，以美国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为例，海上封锁开始被认定为成本-收益率极高的战略选择，在历史特定时期，部分国家（特别是海上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作为实现该国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而上升主要借了一个。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性格独特的社会中，如果不久即将到来的战争与美国的“生死存亡”没有直接关系的话，美国的公众就不会容忍除了大量牺牲之外迟迟不决的战争。只有目标十分“正义”，过程短，结果成功，死伤人数少的军事行动，或者“压倒性且迅速”的胜利，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由于海上封锁可以不依赖地面部队而单独实施，因此被很多美国人认为是“限制战争、保护和平的手段”和富有魅力的概念。在一些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中，海上封锁在对中战略游戏中也是“令人费解”（Strangelehold）的重要手段，但他们忽视了这一行为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考虑到中美两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巨大权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选择（包括海上封锁）是极其有限的，对双方的政策决定者来说魅力不大。这是因为即使出现了中美两国之间最有可能爆发的海上摩擦（不用说战略性的海上封锁），也会急速升级。直接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双方无法负担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统治者。在长期霸权心理的驱使下，美国已经对该地区主导地位明显习惯，难以想象正在崛起的大国面对外部威胁（或至少包围）有什么感想，无法改变思维。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基根曾指出，只要不灭战争爆发的根源，战争就永远不会从政治上消失。但是不幸的是，大国冲突的主要原因没有改变。那是竞争。考察2017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美国在权力相对下降和恐慌之下，甚至主要为了满足国内政治需求，美国政治精英已经把中国视为美国自身问题的总根源，不断在各领域增加对中战略的压迫这是维持和巩固自己世界霸权地位的主要手段。拜登新政权就任后，实质上继承了特朗普政权的对中政策，在意识形态、联盟政策等方面进一步致力于对中战略的包围。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现在在南海、台湾海峡、东海的海上紧张局势中，没有发生中度军事冲突和大国战争的风险。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现在的一些政治和学术精英，对于美国和其他大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一点也不在意。这一点至少充分体现在当前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的讨论中。这种对立色彩强烈，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完全相反，言论、假设和逻辑充分，战略效果极其危险，特别是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引起国际社会足够警惕和坚决反对。 　　参考文献 　　格雷姆·埃里森、菲利普·泽里科。决定的本质：复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M]。王伟光等。北京：商业印章馆，2015。 　　罗伯特·肯尼迪13日：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M]。复旦大学历史学部拉丁美洲研究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威廉森・玛利、马格列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制定战略：统治者，国家和战争[C]。时殷弘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626-627。 　　Aaron Sheehan Dean,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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