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牛仔搭摩西5.0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标题《谁是列夫·朗道？》，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如果说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DAU》已经从一部实验电影转变成了一种对苏联权力研究之下的社会实践，那它的灵感出发点，历史中真实的列夫·朗道是什么样子呢？ 　　记者/张星云 　　车祸后的朗道和妻子科拉（摄于1964年） 　　最后一位全能物理学家 　　对于物理系学生来说，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算是人生中的必经之路了。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编写的十卷本《理论物理教程》至今仍是很多物理学工作者的进阶书籍，他的“朗道十诫”也为物理从业者和理工学生熟知。 　　朗道绝对是个天才。他4岁能看书，13岁学会微积分，14岁就上了大学，19岁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其中所提出的“密度矩阵”概念可以作为量子体系的描述方式之一。他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多，每个领域的贡献都如此之大，因此人称“奥本海默之后最后一位全能物理学家”。 　　1958年，朗道50岁寿辰的时候，苏联原子能研究所为了祝寿，送给他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朗道10项最重要的科学成果。这10项成果几乎囊括了当时物理学的全部前沿领域，从核物理、固体物理到电磁学、粒子物理、宇宙线和高能物理等等。朗道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借着上帝的旨意在石板上写下了《十诫》，因此朗道的这10项科学成果此后被称为“朗道十诫”，以此表达对朗道登峰造极的崇敬之情。 　　不过乌克兰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一开始对朗道感兴趣，并不是因为物理学。 　　在《DAU》之前，赫尔扎诺夫斯基只拍摄过一部电影《4》。之后，赫尔扎诺夫斯基想过翻拍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或海明威的《伊甸园》，但都没有做成，直到他在法国读到列夫·朗道妻子的回忆录。回忆录中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这位苏联人物的公共身份和私人生活的自由之间的反差”。 　　朗道的人生确实相当传奇。不仅因为他的天才和科学上的贡献，还因为他鲜明的个性、古怪的脾气以及他同苏联国家机器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 　　1929年，朗道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被苏联教育部送到欧洲各物理学重镇游学。他在哥本哈根由诺贝尔奖得主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领导的研究所工作了一年，深受后者赏识，随后又在剑桥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同胞彼得·卡皮察（Pyotr Kapitsa）。等到回国，24岁的朗道已经成为学术带头人，1932年被任命为位于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在哈尔科夫，他以平均每六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论文。他一边从事开创性工作——关于第二类相变的研究，一边在哈尔科夫大学里教理论物理，带出了一批年轻人。 　　才华出众、少年得志的朗道自视甚高，又口无遮拦，缺少心机，常出言不逊，伤人无数，上至他的老前辈玻尔，下至哈尔科夫大学里他的学生。尤其是他的学生，被他羞辱成了家常便饭。朗道坚信，对游手好闲之辈绝不能心慈手软，应当公开鄙视、嘲笑、排斥他们，因为这是社会的罪恶，而既然是罪恶，就应该与其进行斗争。他常常借恩格斯的语录“劳动使猿变成人”对偷懒的研究生说：“您难道不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是劳动创造了人吗？所以，如果您不工作的话，就会长出尾巴，并且开始爬树了。”还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驴讲经图”描写朗道讲课的情景：背上生着天使翅膀的他在上面滔滔不绝，而学生们全被画成竖着长耳朵的蠢驴在下面昏昏欲睡。这多半反映了曾受他贬斥的学生心目中的师生关系。以至在朗道办公室的门口，有人贴了这样一张告示：“小心！他会咬人！”。 　　同行他也不放过。朗道用数学符号对当时的理论物理学家分类：拉普拉斯算子△代表头脑顶尖又坐得住者，如爱因斯坦；达兰贝尔算子□代表头脑笨但坐得住者，如莫斯科大学的某些教授；他本人由◇描述，头脑虽顶尖但坐不住；而▽代表头脑笨又坐不住的人。 　　当然，最著名的还属“朗道排名”。他曾经用对数标尺做排行，将一众物理学家按照贡献论资排辈，即第一流物理学家的贡献比第二流多十倍，第二流比第三流又多十倍。处在顶级的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的几个创始人——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被评为一流。朗道最初把自己评为“二流半”，直到他完成二级相变理论的论文后，才把自己的排名提高到二流。至于苏联的物理学家，他自己是第一位，第二和第三名都是空缺，第四则是他最器重的一位学生。甚至有一年愚人节，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布告栏上贴出了自己对研究所每个人评定的能力和工资等级。 　　目中无人、言辞尖刻似乎是很多天才与生俱来的体质，不过这也肯定树敌无数，朗道的人生道路便因此曲折。1937年，因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内人事变动引发的科学方向上的不同意见，他的一位助手短期被捕，朗道写信给城市的保安部门，为这位助手开脱，但随后他又因考试问题与哈尔科夫理工学院闹翻。朗道给莫斯科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彼得·卡皮察——他当年在剑桥结识的那位苏联科学家——写了一封超短的求职信，内容只有一句话：“请接受我成为你们研究所的科学家。”卡皮察二话没说，马上请他前来担任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然而，从哈尔科夫到莫斯科才一年，1938年，正值斯大林发起“大清洗”时期，朗道和他的两名同事因“煽动反革命罪”被克格勃逮捕入狱。 　　朗道车祸昏迷苏醒后，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仪式专门为他破例在莫斯科的病房里举行（摄于1962年） 　　朗道与苏联 　　《DAU》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为他的拍摄计划设定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时间段，1938年至1968年，即从朗道入狱那年，到朗道去世。 　　至今没有人能肯定说明朗道当时入狱的原因，朗道本人后来也一直对此保持沉默。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位鹤立鸡群的天才得罪过太多人，因而在体制内遭到诬告。不过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后，克格勃档案被陆续公布，其中就有1938年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以及他审讯后写下的检查材料。按照记录，他在入狱两个月后“坦白”了自己与另两位同事一起参与“反苏”的活动。只不过历史学家对这些档案的真实程度保持怀疑。 　　回到1938年，所长卡皮察当时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下属入狱的真实原因。但在朗道被捕当天，卡皮察就写信给斯大林，说朗道年轻气盛但决不会做不诚实的事，请求斯大林特别关注。后来他知道，远在哥本哈根的玻尔也曾为此写信给斯大林，反复阐述朗道对物理学界的重要性，请求释放朗道。 　　卡皮察深知体制内的规则，于是他等了近一年，等到事态有所冷却，克格勃换了新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y Beria），自己也因被委以把科研基地转移到大后方的重任而同高层领导多有接触，此时他再给当时苏联的二号人物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写了信，信中说只有朗道才能解决最近发现的液氦超流动性问题，同时还为朗道向贝利亚做了个人担保。 　　最终，朗道在入狱一年零两天之后得以保释出狱。据他的家人后来说，释放的命令下达时，朗道已经虚弱得不能行走了，在监狱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才恢复健康和体重，能够自己走出监狱。朗道事后说：“我在监狱里蹲了一年时间，当时我以为最多只有半年可活。” 　　卡皮察说得很准，出狱几个月后，朗道就完成了低温下液氦超流动性的理论解释。正是这个理论让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然这是后话。而当年与他一同入狱的两位同事，柯立兹在古拉格度过了20年，卢默尔则在一家劳改科研机构关了10年。多年以后，卡皮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于朗道在这一年里的遭遇只用一句话带过：“朗道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去世，只是在1938年有过一年的中断。” 　　卡皮察始终对朗道有所保护。1940年，他便提名尚处于保释期的朗道为院士候选人，1946年朗道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甚至都没有经过通讯院士的阶段。卫国战争爆发后，卡皮察领导的研究所被征召到原子弹计划中，不过朗道在计划中从事的不是物理研究，而是应用数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工作，并因此两度获颁奖章。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朗道跟人说：“我用不着怕他了。”从此离开了核武器研究计划。 　　1958年，在莫斯科物理问题研究所为朗道五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卡皮察感慨说：“多年以来我对我的理论室主任非常满意，也努力为他创造各种条件，只可惜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就是为他提供出国机会。”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大部分苏联科学家的处境，甚至连卡皮察自己也一样。卡皮察自1921年起就在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后来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成为那里的蒙德实验室的主任。1934年，他同往常一样回国探亲访友，却被通知说斯大林下令取消了他的出境许可，要他留下来为祖国服务。为了创造条件让卡皮察继续原来的研究，苏联政府把剑桥整个实验室的设备买了下来运送到莫斯科，成立了物理问题研究所，命其不受预算限制，所长享有重要人事决定权。也正因此，卡皮察才把朗道招揽至此。 　　历史后来证明，这样的政策令苏联的科研迅猛发展，在物理问题研究所，出了至少6名科学院院士和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朗道势垒” 　　被政治所伤的朗道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转头开始发展自己的学派。也因此，朗道日后经常被和同一时期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放在一起比较。 　　两人都是犹太人，都曾参与过自己国家的核武器计划，都在60年代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费曼成就了量子电动力学，朗道成就了凝聚态物理学。他们对科学和爱情绝对诚实，有着共同的“幸福公式”：工作、爱情、交际。朗道喜欢给女性打分，费曼则一边在酒吧看跳舞，一边思考理论物理。他们都对哲学等“社会科学”不感兴趣。不过，这两位彼此惺惺相惜的物理天才却从未见过面，也算是美苏两国几十年冷战的政治后果之一。朗道的学生、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塔利·金兹堡（Vitaly Ginzburg）认识费曼，曾说两人想法很相似。 　　实际上在理论物理这样的精确科学领域，不会产生科学观点各异的学派，他们的差别往往在于个人风格和教育治学之道的不同。早在哈尔科夫工作期间，朗道和他的学生叶夫根尼·利夫希茨（Evgeny Lifshitz）便开始编写十卷本《理论物理教程》，前后历时40多年，这套俗称“朗道十卷”的教材风格细致严谨，影响了数代物理学家。而费曼留下的一套讲给本科生的《费曼物理学讲义》，则语言生动活泼，带领一代代学生登堂入室。 　　此外他们的不同还在于，成为费曼的学生比较容易，可要想成为朗道的学生，得通过一套极其严格的考试。这套被朗道称为“理论物理最低标准”的考试由一门数学和八门理论物理组成，后八门是理论力学、经典场论包括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统计物理、非相对论量子力学、连续介质电动力学、物理动理学、连续介质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量子场论。考试注重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框架，因为难度太大，这套评价方法被称为“朗道势垒”。将近30年的时间里，只有43个人通过了这套考试，成为朗道的学生，其中有至少18人后来成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这些人自立门户后也曾按“朗道势垒”取录学生。 　　中国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始终记得1961年在莫斯科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时，自己考过“朗道势垒”的过程。最初朗道自己主持每次考试，后来由他教授级的助手们分担大部分课程，但第一门数学和最后一门量子场论总是由朗道本人出面。郝柏林的第一门数学就是在朗道自己的办公室里考的。朗道拿出一张白纸，写了个不定积分放在办公桌前，就去走廊找人聊天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进来从后面看一眼卷子，看到郝柏林已经走上正路，就说“够了，够了”，便又写一题。等郝柏林做了5道题后，朗道主动对他说“再见”，就意味着第一门考试通过了。 　　谁也没有想到，54岁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朗道却在那时遭遇了车祸。他坐的车子同迎面开来的卡车相撞，车祸中的其他人都只是轻伤，唯有朗道撞断了多根骨头，撞裂了头盖骨，头脑和内脏严重受伤，医生几次宣布他已经临床死亡。他重伤的消息使得整个物理学界动员起来，把全世界最好的药物和医生调到莫斯科来，在昏迷两个月之后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使他逐步恢复了知觉和语言能力。 　　也许朗道的车祸让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产生了紧迫感——诺贝尔奖只能授给在世的人，假如朗道不幸在车祸中身亡，那难堪的将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于是，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决定把当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朗道，表彰他在20多年前提出的液氦超流动性理论以及成为物理学经典著作的《理论物理教程》，颁奖仪式专门为他破例，在莫斯科他的病房里举行。 　　此时郝柏林已经完成了“朗道势垒”其他科目的考试，原本最后一门量子场论应由朗道本人出面主考，却因健康原因改由朗道的同事阿布里科索夫主考，后来郝柏林也就随阿布里科索夫从事研究，因此遗憾地错过了考取“朗道势垒”进入43人名单的机会。 　　而朗道经历车祸虽然大难不死，但大脑受损后智力严重下降，他的学术生命已经终结。6年后，朗道去世。 　　在生命最后的6年里，朗道仍然不愿意循规蹈矩。在一次康复治疗中，医生让他画个圆圈，朗道就画了个十字架；医生让他画十字架，他却画了个圆圈。医生怒了：“你为什么不按我的意思去做？”朗道说：“这都是些愚蠢的测试，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您倒是有权怀疑我的智力水平了。”这是有记载的，朗道最后一次与平庸世界的对抗。 　　【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0期1077 营造学社 ￥15 购买